林毅夫：探寻中国经济背后的逻辑（4）

四、政府行为的假设

韦森、黄少安、张军、余永定都像张曙光所认为的，“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者实际上立足于一个好人政府：政府和官员都一心一意谋发展。” 其实，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是假定所有行为者，包括政府领导人，是理性的，其行为、选择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目标的。依我个人对历史的解读以及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接触的体会，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我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仍然如2007年马歇尔讲座中所认为的那样，政府领导人的个人目标有二：一是长期执政；二是，在长期执政的目标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追求青史留名。能够最好地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的选择是在其执政期间给其治理的领地，带来繁荣，使百姓人人安居乐业。如果真能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政治领袖就会表现为“好人”。 但是，千百年来，即使有那么多研究，包括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两百多年，至今尚无一套成熟的理论可以让政治领袖作为指南，使其施政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就是例子。在这些从逻辑上看似乎是头头是道的主流思潮的影响下，政治领袖很容易犯下“好心干坏事”的错误，国家和百姓蒙受损失和不幸。结果为了继续执政，这些政治领袖就很可能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去拉帮结派、收买利益集团以巩固其地位，以及腐败、贪污积累个人财富以备下台后的生活或东山再起的资本。结果距离给国家带来繁荣、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的目标就越来越远，其表现也就变成为“坏人”。

在理性人的假设下，政府领导人是“好”是“坏”并非必然，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可以指导政府领导人做出事实求是、与时俱进的政策，真正能够给国家带来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福祉不断增加，使其长期执政和留名青史的个人目标和全体人民的目标能够同时实现的理论。不管在那种体制下，任何领导人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总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现代社会中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提出一个可供理性的政府领导人参考的理论，使其成为一个“好人”，在运用自由裁量权去追求个人的目标的同时也能满足社会和百姓的目标，这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亚当？斯密将其现代经济学的开创之作取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道理之所在。

另外，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因势利导也不像韦森所认为的那样，需要“强政府”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应该按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来进行。在“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中政府为克服外部性给予升级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先行企业的税收优惠、在有外汇管制时取得进口机器设设备所需的外汇、在有金融抑制时优先获得贷款，为克服软硬基础措施的缺失发展的工业园区、在园区内实行一站式服务等，应该远比发展经济学第一波思潮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所主张的以各种政府扭曲和保护补贴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简单易行、容易见效。在经济转型中，新结构经济所主张的渐进、双轨，同样也比发展经济学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休克疗法，试图一步到位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简单易行、容易见效。

韦森以“在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当今中国社会内部多年来积累下来了大量经济与社会问题”，余永定也以“加工贸易固然给东莞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带来了繁荣，但在经过20 多年实践后的今天，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状况并无根本改变，而且似乎也难于改变”来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适用性。必须说明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自于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和失败经验的总结，这并不代表中国各级政府所作所为都是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要求的。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理论的第三波思潮只是刚刚提出，中国各级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仍然受到第一波思潮和第二波思潮的影响。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渐进双轨制的改革仍然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导致了许多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各级政府的政策也仍有不少“过犹不及”和“不及犹过”的地方。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能够更广为流传，帮助中国政府继续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并且，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少犯“好心干坏事”的错误，以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包容的发展。

最后，韦森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持续超过25年的7%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 “这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事实和格局本身”作为他质疑新结构经济学的原理，尤其是把其中的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运用到广大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会非常困难的证据。其实，这些证据更说明进行反思，提出新的发展理论和政策框架来供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参考，帮助他们实现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经济学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即使经过从亚当？斯密以来的两个多世纪，尤其是发展经济学自从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子学科以来的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无数多研究，经济学家至今尚未能提出一个有效的理论，可以作为行动指南帮助政治家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目前的研究成果，按诺奖获得者麦克？斯宾塞教授的说法，只是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重要的食材（ ingredient），但是尚缺可以遵循以做出好菜的食谱（recipe）。实际的情形是不管是先前主张以政府主导克服市场失灵以建立现代产业的结构主义，或是现在主张克服政府失灵以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新自由主义，按照这些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普遍遭遇失败，经济发展迟缓、危机不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而经济发展成功，实现和发达国家收敛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转型政策从主流理论来看却是错误的。

不按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需要承担许多外部（如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外国政府和国外舆论界）和内部（接受了主流理论的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压力。能够承担这种压力，自主制定政策的国家很少；在这些少数国家中，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政策能够对头的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恩格斯所说的“必然王国”，而非“自由王国”的结果。在马歇尔讲座中，我指出，这些东亚经济体同样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但是，四小龙由于资源贫乏、人口规模小，而日本则在美国的占领下，政策受制于美国政府，它们的政府能够给予企业的补贴很少，无法去支持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结果，政府的积极干预所提供的少量补贴从“量变到质变”为新结构经济学中所主张的外部性的补偿和因势利导的措施。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能总结“必然王国”的成功和其他国家的失败经验，提供一个政府可以遵循的政策“食谱”，根据各国具体的条件，把各种有用的“食材”调配成合适的政策，使持续、健康、快速、包容的经济发展，成为自利的领导人的“自由王国”的选择。

结语

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是中国梦也是还占世界总人口85%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梦想。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总以为发达国家有一本“真经”帮助发达国家实现了现代化，把这本经学会拿回发展中国家来虔诚地念，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经并不存在，以现代经济学为例，任何盛行一时的理论思潮总被后来的学说所扬弃。在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难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在发展中国家就更难于“放诸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若想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就需要自己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象、问题中去了解背后的理论，而不是简单地拿现有的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象、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认识世界，帮助发展中国家改造世界。我希望这场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讨论有助于我国的经济学界厘清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涵和现代经济增的本质，推动经济学家深入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背后逻辑，进行理论创新，提供给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做参考，帮助我国早日实现现代化的梦想。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我相信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发展和转型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理论，不仅有利于中国认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对其它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更有参考借鉴价值。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