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论中国梦：终于到了可以谈梦想的时刻（3）

三、“中国梦”与“宪政”梦

下面就是具体的问题和大家的交流，想听听你们的看法，还有哪些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一个就是“中国梦”和所谓“宪政梦”的问题。网络上有议论，说你谈”中国梦”谈来谈去就是国家梦、权力梦，而不是人权梦，这个说法在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当然是讲得通的，它的历史合法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今天中国的语境里恰恰是常识意义上的悖论，就是逻辑上的一种荒诞性，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回避。今天下午三点甘阳在华东政法大学有一个“变法和守法”的讲座，我的一些朋友和学生有点纠结，参加这个好还是参加那个好。我跟他们说应该去听甘阳的讲座。

前面我专门提到习近平中国梦的具体语境，他是在人代会上，是在誓言履行国家主席职责时提出的，紧接着他说：“我要忠于宪法，我要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责任。”这个框架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就是今天舆论界的所谓“宪政话语”很多时候是在无视现有共和国宪法的前提下谈，甚至以超越宪法、颠覆宪法的形式提出来。宪政讨论的前提，我觉得不应该回避。法理学上是很清楚的，这就是无视和颠覆宪法的言论不受宪政保护，在西方constitutional state就更是如此。

宪法是共同体的自我保护、自我肯定的一个最基本框架，超越宪法甚至以颠覆宪法为前提的讨论不受宪法保护，不属于共同体，不属于民主的范围。越出民主范围，以这种超民主、超宪法的方式来谈论“宪政”其实是一个政治行动，而不是共同体内部关于保护宪法、落实宪法的讨论。这个界定实在是一个常识问题，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凡是在现有宪法框架内谈宪政才叫宪政讨论，超越宪法框架谈宪政是革命。你称之为右翼革命也可以，你称之为颜色革命也可以，简而言之就是革命。这个“革命”是要革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命，所以作为中国革命正当继承人和体制性实体的当代中国国家就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这个国家内部社会阶层及其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的变化，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内并不能构成否定和颠覆宪法的内在原因。

对于革命，宪法本身有自动启动的法律程序来应对。它涉及到共同体的重新定义问题，从宪政意义上谈论“中国梦”实际上要在不承认现有宪法、法律前提下的一个假设。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话语转换，把中国的问题嫁接在目前还不存在、还有待于颜色革命来实现的、那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基础上。所以它当然与“中国梦”问题是没有任何交集的，这样是没有办法讨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但是，现在根本性颠覆宪法的话语好像非常有合法性，而基本意义上承认宪法的话语反而没有合法性。现在最诡异的情况是：宪法似乎失去了在话语层面上保护自己的能力，或者一度退到只能动用军队等暴力方式来维持。这好像和今天的中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城市化、经济发展、和所谓人民追求幸福的指向又是背道而驰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我们前面讲共鸣，需要排除那种自绝于共同体之外的人，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共同体，他觉得自己不是中国人，那你就没有必要和他谈“中国梦”。就是有时候在网络上发飙的中国人，实际上他说得很简单的问题，他不是给你挑“中国梦”问题的刺，而是说“我不是中国人“，那不是中国人你就不要谈“中国梦”嘛，你爱谈谈什么，谈“中国梦”的前提是“中国”加上“梦”。他有他的梦，他做得是美国梦，来给你“中国梦”挑刺。

所以我就说共鸣的问题好解决，难度只在于沉默与表达、充实与空虚、说与不说的问题，是表述的问题，这是一个鲁迅意义上的怎么样让沉默本身变成声音、变成话语、变成语言的问题。但是在共识的意义上我觉得马上碰到麻烦，第一是精英层之间如何达成共识，今天是没有的。中国精英层内部是完全分化的，没有共识。第二是精英与大众有没有共识，我觉得也是很困难的。第三是自我与他人之间有没有共识，就是中国和中国之外。我先从中国和中国之外问题来讲。一旦谈“中国梦”所有国家都害怕，一旦谈中国道路，周边国家都紧张，西方觉得你是不是第三帝国的道路，美国觉得你是不是要挑战世界秩序，菲律宾啊什么都来了。那么在策略的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来考虑“中国梦”怎么来表述，尽量不要让人觉得你一个人做梦，别人都没法活了。这是一个表述上的问题，这是外交层面、或者宣传口径的策略问题。

第二个就稍微实质点，我觉得“中国梦”的问题确实要避免所谓的中国例外论，或者中国本质论。问题恰恰在于你把“中国梦”固定为所谓中华特质，所谓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有一种与生俱来、独一无二、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第一是吓人，第二是学理上讲不通。

我们前面强调梦有它的历史性，不同时代的人做的梦是不一样的，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做的梦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陈胜吴广他们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共产党员跟我上”是一个梦。这只是一种语言上的错觉，你可以说有一种反抗，有一种正义，有一种追求平等，追求尊严，但你讲的这个抽象意义它没有任何实质、没有任何具体性。如果你要具体地讲梦，大泽乡时代的梦是什么和今天中国人的梦是什么？今天中国梦和五十年前，一百年前，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梦有什么不同，它就必须讲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条件，不强调这个“中国梦”的历史性，是讲不清楚“中国梦”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坚决地、主动地反对本质主义、例外论。特殊性是可以讲的，就是在具体意义上特殊性可以讲，具体的环境、具体的历史条件，都可以讲。但是它不等同于例外论意义上的本质主义。这个在表述上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

再回到精英之间达成共识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达成共识的困难，我觉得原因是有这么几个。对于”中国梦”出现的历史性我们需要有一个大体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为什么呢？第一我觉得，中国人150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去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幸福等等。前一阵子，央视“你幸福吗”这个节目，本来是有意思的话题，也被恶搞了。这都是非常可惜的事。从这个问题的出现，我们在正面的意义上来看都是好的，说明一个历史门槛被越过了，就是中国人现在可以谈、想一想“什么是幸福”，“我幸不幸福”这样的问题。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代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你就是要避免挨打，避免挨打高于“幸不幸福”这个问题。“幸不幸福”是一个sentimental的问题，是一个感伤主义的问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是一个吃饱了撑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就是吃饱了，正面意义上的吃饱了，可以来讨论这样的问题了。先解决挨打的问题、挨饿的问题，今天要解决挨骂的问题。挨骂与挨打挨饿相比是一个奢侈问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中国梦”，进一步表明我们进入了奢侈的时代，或者叫小康的时代，或者叫什么什么时代，我们都可以讲。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梦”和美国梦的对照才第一次具有意义。以前没有意义，因为以前“中国梦”是被不自由界定的，是被坏的必然性界定的。

自由王国的中国梦

我们以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到必然的王国、自由的王国。必然的王国就是你受制于客观世界，它逼得你只能这样走。那么自由的王国呢，是你认识到了这个规律，在认识到这个规律的前提下，你获得行动选择的余地，游刃有余。那么“中国梦”表明了一个历史关口，就是思考中国从一个必然性思维开始向自由性思维转化。必然性思维就是我只能这么想，我不这么想我就要灭亡，我不这么想我就要挨饿，我不这么想，中国就要陷入混乱。这种必然性话语在今天延续下来的一个最突出的典型就是所谓的“文革原罪论”，就是“我们再这样”、“如果你这么说”，我们就又要回到文革了，或者说你不改革你就又要回到文革了。一回到文革就等于什么？就是学生打老师、挨饿，就是回到野蛮。“文革原罪论”和中国历史记忆的必然性话语是扣在一起的，这个扣住的死结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解开。

在今天，左右之争也好，重新评价文革历史人物也好，包括刘小枫最近的“国父论”，一旦把它还原到必然性的话语，就封闭了一切讨论的可能性。就是又从一个相对来说有自由的环境回到了一个没有自由的环境。没有自由的环境就只有一条路，“线性发展”，目标就在眼前，真理只有一家，路别人已经规定，只能这么走。你想开倒车，人民决不答应，然后承认自由派，反正是以人民自居。所有这样的话语，语法上、句式上非常像文革式的语言。反而是以一种高度简单化的、非此即彼、非敌即友这种政治性逻辑，来把今天中国这种真正意义上多元选择的、梦想的、自由的可能，拉回到一个“隧道式”的、“筒状”的思维模式。

所以“中国梦”一定要强调它是一种自由的话语，放松的话语，而反“中国梦”的话语实际上是一种所谓必然性的思维。美国梦在这个话语争夺的意义上是这个必然性话语的未来指向。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这个必然性话语就是要从文革走到美国去，你不这样就是瞎折腾，就是要复辟文革，就是大逆不道。所以有了这种自由和放松，我们才有可能再谈文化、再谈意义、再谈价值。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谈这个问题的。这和启蒙、现代化、现代性话语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今天中国人头上是类似的，虽然这些当然都是近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正面价值，但在现代化基本实现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再满足或受制于这种筒状视野了，而是要把眼界放开阔，真正地解放放思想，不但解放生产力而且也解放想象力，解放记忆和选择的可能性，不但问我们自己必须做什么，而且问我们自己可能做什么、为什么做、做给谁看、取得的成就如何落实到社会和人本身。这样才能把梦想还给现实，让现实带来新的梦想，最后让梦想照亮现实。

我们今天对整个中国的生活世界比较明显的不满就是，我们自己会问难道我们只是一个生产廉价商品的国家吗？难道我们只是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在经济领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西方经济学家反而很明白，他们说中国对这个老工业国的挑战不是因为它生产什么鞋啊、牛仔裤啊，而是它整个产业链是覆盖式的，同时在跟西方全面竞争。国家的力量，科技、国民教育的积累，这个是中国令人生畏的地方。用官方的语言说，就是建立了完整的第一部类、第二部类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今天我们媒体的自我表述却是：我们不就是做做鞋嘛、“一亿条牛仔裤换一架波音飞机”，“低端的重复性生产破坏环境”。

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生产的必然性逻辑如果能不转化到一个意义和价值建构的语境里面的话，“中国梦”也是无从谈起的。所以我对“中国梦”的一个基本的界定就是，它是基于中国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这个物质基础上的文化愿景。这段有点像谈现代主义、现代性、现代化的一个关系，有了经济技术意义上的这个近代工业，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所谓现代性历史经验，比如有了大都会，有了城市生活、法律制度，各种各样与现代城市生活相适应的心理和法律结构的转换。然后在这之上有所谓的现代派、现代主义、现代的意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气质、现代的审美等等。那么“中国梦”是最后那一层上层建筑意义上的话语建构，一个意义空间的建构和一个形式层面上的创造。“中国梦”我觉得应该限定在这个范围里面。

张旭东教授做客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