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风险：城乡矛盾内化

现在人们普遍认同，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巨大机会。但是我认为，还需要看到的是，未来城镇化的发展，又是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挑战。按照现在1.4%左右的年均城镇化率水平，在15-20年后，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5-80%，那时，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将基本结束，这15-20年，就成为城镇化发展给中国经济留下的最后机会。这个最后机会我们应该怎样把握？怎样让这个过程发挥最大经济效能，付出最小成本？怎样让这个过程不给以后更长远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留下隐患……？这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一、中国城镇化的最大风险，是城乡矛盾的内化，即城市化的发展没有真正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的矛盾，而是转化为城市体系内部更加复杂、更加深刻、更加棘手的社会矛盾

中国走向现代化，有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通过现代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改变城乡二元化结构，消灭城乡差别。但是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繁荣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城乡二元化和城乡矛盾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而是转化为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内部矛盾，我把它叫做城乡矛盾的内化。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已有这样的典型案例。

2006年我在研究中国农村就业转移问题时就发现，中国城镇化发展也出现了城乡矛盾内化的某些迹象。1996年到2003年，正是国内城市化快速扩张和大量占用农民耕地的高潮时期，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急剧减少到18.51亿亩，7年中减少了1亿亩耕地，平均每年减少1429万亩，7年耕地面积下降水平为5.125%，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下降最快的时期，但正是在这个时间段（1996-2003），农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却始终保持在49-50%的水平，变动差率在1到0.9之间，几乎可以小到不计。［1］［2］［3］

当时我的感觉是，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城市化把大量农村土地拿走了，代价仅仅是不成比例的接受少量城市户籍市民，继续留在农村就业的人群比仍然相对较高，出现了“两个极不对称”，即城市化占用耕地的增长和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比例极不对称，城市规模扩展和城市吸纳稳定居民的比例极不对称。后来，又有人提出了土地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以1980年到2010年为例，城市区域面积从5000平方公里上升为4.6万平方公里，面积增加了9.2倍，城镇化率为49.95%，同期城镇常住人口从1.914亿增加到6.7113亿，增加了3.5倍，其中户籍人口只有4.5792亿人，人口城市化率只有34.15%，有2.1321亿人没有成为市民。［4］

“两个极不对称”继续发展，也可以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让中国城市化率达到很高水平（比如75-80%）；让农业产值和农民人口比例大大减少，从而在形式上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但是，一切问题都不会得到真正解决。城乡二元化结构和城乡差别的矛盾，将会转化为城市体系内部的种种矛盾，例如城市人群贫富分化加大加剧的矛盾；城市户籍市民和大量非户籍就业人群的利益矛盾；政府管理差别和社会公平公正的矛盾；大城市人口过度拥挤和超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等等。

由此，在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基本结束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可能面临一种非常纠结的状况。那时，城市土地无论在商用、住宅或工业用地方面的进一步扩张，都会继续创造巨大产值，城市建设与城市繁荣会发展到一个新水平，中国经济总量肯定上一个大台阶。与此同时，大量失地农民只有少部分真正融入市民社会，大部分成为不稳定的城市最低收入人群，以及仍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就业者。这时，如果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公正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发展方针，在已经没有大量土地资源和公有制土地红利使用殆尽的情况下，斡旋余地将十分有限，成本和难度会非常之大。由于城镇化过程中对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不平等分配，失地农民损失巨大，城乡矛盾内化的社会矛盾一定会更加复杂、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国内已经出现的“城乡矛盾内化”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明显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扩大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