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

2、“阶层固化”凸显：“中等收入陷阱”社会风险加剧

在中产阶级面对的困惑面前通道，我国“阶层固化”苗头显现，人员流动的路变窄，这一问题成为我们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难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往往呈现扩大趋势。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3倍，1983年降到1.82倍，之后持续扩大，2009年扩大到3.33倍；从不同收入群体看，2000年城镇20%的高收入户收入是20%低收入户收入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由同期的6.5倍扩大到7.5倍。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从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看，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此外，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标准过低、覆盖面仍过小，一部分人生活陷入困难，易产生不满情绪，形成不安定因素。

“目前的社保体系，一方面，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另一方面，不利于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社会保障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发挥社会保障本身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和社会基本生存保障功能。

3、跨越“陷阱”：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据专家测算，到2022年，我国就将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今后10年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蔡昉指出，在初次分配领域，首先要纠正以往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做法：“例如，针对行业收入差距中的不公正现象，就应该要求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因素，创造企业充分竞争环境。同时，也要对那些具有垄断地位企业的薪酬进行合理规范和调控。”

“从其他国家经验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西欧、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成功地逾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王一鸣认为，下一步，要将调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从企业层面来讲，劳动报酬的增长应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应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引入科学机制，给职工表达诉求的渠道和平台”。

“要消除阻碍农民工变为市民的户籍、社保等障碍；保持就业的持续扩大，尤其着力解决大学毕业生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问题。”蔡昉指出。

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则认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也表示，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张卓元说。

胡鞍钢进一步解释说，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