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又站到十字路口（2）

即使付出代价也要改革

如果在未来的5到8年的时间里不能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现前30年没有遇到过的经济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动荡。

加快这种全面的转型和规范的改革，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第一个方面，在全球减速、中国减速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调整将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愿不愿意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过去十年全球非理性的繁荣，使每一个人都很着急，希望比较快地去致富，比较快地去发展，很难放慢脚步去追求一些长期的价值。

第二个方面，一些重大的改革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比如说金融和国际收支领域的改革。一方面，中国需要加快金融和资本项目的开放，促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金融和国际收支存在系统性的风险，一旦管理不慎，尤其是不能构造一个比较强大的防火墙，就有可能带来一场前30年没有遇到过的金融和国际收支的危机。

第三个有可能的风险，是政府的改革。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直接干预市场和企业经营活动退出的同时，会不会削弱政府管理市场、管理生态、管理社会秩序的能力。

第四个方面也就是现在谈论最多的，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问题。如何能够避免顶层设计脱离实际的情况，在改革中真正建立起法治、规范和现代性的责任，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在它的现代性进程中间所面临的新挑战。

不改革可能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张燕生介绍说，很多对中国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大省，现在仍然追求着旧模式的极限增长，靠要素投入来支撑高速的增长。由此产生了三个担心。一是，如果不改革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泡沫前的美国？第二个，当前中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汇率增值的速度居高不下，资本走出去的速度居高不下，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1990年的日本？第三，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前苏东国家，改革在推进深化中越来越举步维艰，社会经济矛盾也是日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未来的5到8年的时间里，不能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现前30年没有遇到过的经济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动荡。

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前三十年有三个模式。一个是1978年的模式，称之为改革推动的模式。因为1978年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旧的计划经济模式难以为继，要探索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模式是1978年改革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改革模式是南巡，它有三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它有邓小平这么一个改革的总设计师在全力推动，第二个是1992年南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第三个特点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推动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管理、国有企业。第三个改革模式也就是W T O的模式，也叫外部压力倒逼的改革。

10多年过去了，现在发现，在外部压力驱动下，中国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了全面的长时期的调整、改革和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农业、汽车制造业并没有被饿狼吃掉。过去10年它们没有被饿狼吃掉，并不意味着在未来10年，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大势下就能够跑得更快。

经济转型其实已经开始

去年G D P的增长速度由“十一五”的11.2下降到了7.8，但是内需对经济的贡献、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速、新增就业人数的指标却好于“十一五”了。

张燕生说，下一步从方向来讲，怎么能够建立起一个公平、法制、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来解决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涉及到对改革前景的信心问题。第一，政府的改革要改自己，就涉及到理性人的假定，即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维护基本的产权制度，深化改革？第二，中国的改革方式叫渐进式的改革，它连续深化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第三，摸石头过河，如何才能走向规范、公平、法治、透明？

十八大关于经济转型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向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过去中国比较多的是追求G D P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追求速度的观念实际上深植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去年就遇到了一个“破8”的悖论。

跟十一五比，去年G D P的增长速度由平均年均增长11.2下降到了7.8，下降了3 .4个百分点。但是从结构来看，内需对经济的贡献是102.2%，消费的贡献是51.8%，高于投资。而且宏观研发支出占G D P的比例，在去年经济大幅度减速的情况下提高到了1.97。理由很简单，当前企业更加重视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新的管理和组织方式的开发。所以速度虽然降低了，但是转型压力加大了，企业的努力也明显提高了。

另一方面，过去十年G D P的年均增速是10 .7%，人均G D P的年均增速是9.4%。去年G D P降到7.8%，但是城镇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速上升到9.6%，农村上升到10.7%，农民工上升到12.3%。也就是说G D P减速的同时民生得到了更好的改善和保障。服务业方面，去年G D P减速，但是服务业占G D P的实际比重显著上升。这说明，当企业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转型压力的时候，企业就会按照微笑曲线向产品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扩展。

再一方面是就业。原来总是认为，G D P增长“破8”就会产生大规模的失业，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数据显示，十五时期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930万人，十一五时期G D P平均增速11.2%，每年新增就业1140万人，去年G D P下降到7.8%，城镇新增就业1266万人。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虽然制造业的就业在下降，但是服务业的就业在上升，中西部的就业在上升，新业态、新产业的就业也在上升。

张燕生说，这三方面的悖论说明，中国经济确实发生了变化。今年一季度的G D P增速降到7.7%，有人觉得形势很差，其实国家的目标只是7 .5%。如果达到8%、9%，但是牺牲长期增长潜力，这样的速度也很难走多远。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经济真正开始转型了。这种转型让实体经济面临着脱胎换骨的转型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