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又站到十字路口（3）

通过改革再实现30年黄金期

前30年说的最多的是转轨，未来30年说的更多的将是规范。而且这个规范一定是一个法治、公平、透明的规范，这样才能支持未来30年的发展。

说到下一步中国的前景，张燕生认为：中国真正是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了，未来30年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家才开始真正挣到有长期价值提升的财富。

他说，中国的城镇化有可能在未来的30年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群、以广深港为中心的城市群、以京津冀为中心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合肥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城市群，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这五大世界级的城市群，同时出现能够跟纽约、伦敦媲美的国际大都市。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城市就能够积聚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企业、最优秀资源来共同发展。因为机会在中国，13亿人的国家要迈向高收入所产生的机会是不可抗拒的。中等收入人群将倍增，可能从2.3亿人增加到6.3亿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这么庞大的人群去追求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当消费者愿意为创新、创意、创造买单的时候，企业就舍得为此投资。

另外一个方面，当前全球的创新资源仍然集中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讲，要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把自己比较劣势的领域转变成竞争优势，所以下一步中国一定会加快走出去，把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创意中心、信息中心、人才中心进一步投向美日欧，包括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购买欧美有着长期经验积累、专利积累的中小企业。

但是只靠购买的话，创新的资源是非常贵的。中国国内有巨大的需求，这个时候只要从国外引进新的技术、知识、人才，就可以在国内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下一步中国可能进入中高端的制造业代工阶段，也包括服务业的代工和研发创新的代工，为全球提供创新服务和高端制造。

中国还要大力发展知识型、高技术的现代服务业，这就会涉及到中国当前的转型问题。获得现代服务业技术的来源，前30年讲的比较多的是引资，后来讲引智，也就是引进人才，再往后又讲引技，引进技术。下一步中国应该转向引制，真正引进能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制度环节。

张燕生介绍说，在很多地方调研发现，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先行先试，也就是力图与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环境对接。像全国第五大工业城市佛山，佛山不是特区，前30年没有太多的优惠政策，却发展出一批民营企业、本地企业。下一步这些企业该怎么转型，佛山提出来的下一步目标是要对标德国，也就是把为德国培养高品质制造业提供中间服务的工业服务业引入中国。像德国有个公益性的协会，实际上也是一个应用技术创新的科研机构，有1 .8万个研发工程师，60家研究所，分别在七大领域内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方案、资源和服务。德国中小企业的创新，这个组织功不可没。它的资金有三分之一来自财政拨款，三分之一来自公共经费，三分之一来自企业的有偿服务。佛山现在就下大气力和这家组织合作，希望能够引进和逐步探索建立为中国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方案、技术咨询服务的公益性机构。

其它很多地方现在也都根据本地发展的需要在进行对标。

未来30年和前30年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前30年说的最多的是转轨，未来30年说的更多的将是规范。而且这个规范一定是一个法治、公平、透明的规范，这样才能支持很多地方未来30年的发展。

张燕生说，除了上述这些，中国下一步还要提升生产和贸易的供应链，履行社会责任，为世界发展做贡献。总之，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到了一个坎，一个新30年的坎，未来30年中国会有很多成长的烦恼，中国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大的变化以适应未来。

问与答

问：在开篇讲到新一轮改革的时候，您说初期政府会逐渐放弃一些管理的功能，这会不会让人担忧中国政府失去宏观管理的能力？

张燕生：有一个同行的观点说，政府和市场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市场如果它们双方合力的话，对经济发展是好的。如果使的力错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就不会发展好。如果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那就是错位。政府应该退出直接干预过程，更多承担的是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维护方面的责任，要保证水资源安全、空气的安全。

问：现在有一个现象，有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但是富人移民了，现在很多白领也移民了，怎么看？

张燕生：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首先来讲，每一个人有自由选择权利。在过去10年，在很多领域能够看到，由于很多项改革不到位，产生了非生产利益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企业家来讲就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下一步的改革会让市场秩序更加规范，规范过程中很多企业家对未来自由选择的结果我觉得应该改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做好自己事，创造一个更加规范的好的环境，这需要我们能够在未来30年持续努力。

问：现在好多民营企业生存环境不是那么的好，您认为解决这个坎的方法在什么地方？

张燕生：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说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定位和战略性调整方向是什么样，基本的思路是不与民争利。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国有经济的力量壮大了呢，我自己的看法是两次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危机管理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相应的法律和政策。在国际上，现在讨论的一个概念叫竞争中性，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间不应当凭借和依靠政府的支持取得优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毫无疑问你提的问题是下一轮的改革的重点。我个人觉得下一步的改革和调整还是会延着上个世纪90年代的思路往下走，让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各个主体能够非歧视性地进行市场经营活动。

问：我国近年来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拉美国家在0.5以上经济就处在了动荡状态，我们国家会不会出现动荡，未来2 .3亿的中等收入阶层扩大到6.3亿，它的路径何在？

张燕生：1978年邓小平遇到的难题是，怎么才能使中国有效率？先把经济建设搞起来，解决温饱问题，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创汇问题。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会不会讲共同富裕？什么叫共同富裕，我们可不可以把共同富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共同富裕应该是机会公平，也就是让市场竞争最大限度减少扭曲，也叫让市场经济更好发挥作用。然后才是规则公平以及权利公平。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会不会讲法治、公平、透明，走向一个现代性的大国？中国需要法治，需要规范，需要责任。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要从制度上解决分配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一些办法。有同志讲规范，要建立法治必须建立规范。我们应该尽快建立起市场经济的规范，法治的规范，透明的规范。我们用什么方式做，一种方式是摸石头过河，要付很高的学费。另一种方式是用W T O的模式，引进最高标准的规范。金融的管理、生态的管理，这些都有非常成熟的规范作法。所以未来30年和前30年不同的地方之一，就是未来30年应当走向法治。在这种情况下基尼系数会调头收敛，这种趋势在2012年已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