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3）

果然，秦昭王见信大喜，立谢王稽荐贤之功，传命用专车召见范雎。

范雎进入秦宫，早已成竹在胸，佯装不知地径直闯进宫闱禁地“永巷”。见秦昭王从对面被人簇拥而来，他故意不趋不避。一个宦官见状，快步趋前，怒斥道：“大王已到，为何还不回避!”范雎并不惧怕，反而反唇相讥道：“秦国何时有王，独有太后和穰侯!”说罢，继续前行不顾。范雎此举，是冒一定风险的。然而，范雎这一句表面上颇似冒犯的话，恰恰击中了昭王的要害，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昭王听出弦外之音，非但不怒，反而将他引入内宫密室，屏退左右，待之以上宾之礼，单独倾谈。范雎颇善虚实之道，并能恰到好处地一张一弛。秦昭王越是急切地请教高见，范雎越是慢条斯理地故弄玄虚。秦昭王毕恭毕敬地问道：“先生何以教诲寡人？”范雎却一再避实就虚，“唯唯”连声，避而不答。如此者三次。最后，秦昭王深施大礼，苦苦祈求道：“先生难道终不愿赐教吗？”

范雎见昭王求教心切，态度诚恳，这才婉言作答：“臣非敢如此。当年吕尚见周文：王，所以先栖身为渔父，垂钓于渭水之滨，在于自知与周王交情疏浅；及至同载而归，立为太师，才肯言及深意。其后，文王得功于吕尚，而最终得以王天下。假使文王疏于吕尚，不与之深言，那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王、武王难与之共建王业。”范雎有意把眼前的秦昭王与古代的圣贤相连，既满足了秦昭王的虚荣心，又激励他礼贤下士。范雎还以吕尚自况，把自己置于贤相的位置。昭王却之、即等于自贬到桀、纣行列，这无疑能使对方就范，谈话自然会按着他的意思进行下去。接着，范雎谈到自己，说道：“臣为羁旅之臣，交疏于王，而所陈之词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虽然愿效愚忠，却未见大王之心，所以大王三问而不敢作答。臣非畏死而不进言，即使今日言之于前，明日伏诛于后，也在所不辞。然而，大王信臣，用臣之言，可以有补于秦国，臣死不足以为患，亡不足以为忧，漆身为癫、，披发为狂不足以为耻。臣独怕天下人见臣尽忠身死，从此杜口不语，裹足不前，莫肯心向秦国。”这番慷慨悲壮之词更进一层，先是披肝沥胆，以情来感召昭王，接着说以利害，以杀贤误国震慑昭王，给自己的人身、地位争取了更大的安全系数。

经过充分的铺垫，范雎最后才接触到实质问题，点出了秦国的弊端隐患：“大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谄。，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难以明断善恶。长此以往，大者宗庙倾覆，小者自身孤危。这是臣最恐惧的。”

其实，上述之弊端虽确有之，但并非治理秦国的当务-之急。范雎所以要大论此事，意在用“强干弱枝”来迎合昭王。与此同时，也借以推翻范雎将来立足秦廷的政敌，从而确立自己在秦廷的地位。只要地位确定了，其它一切都可以顺理成章。谋略家们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才使范雎言必有中。秦昭王推心置腹地答道：“秦国僻远，寡人愚下。如今得以受命于先生。真是三生有幸。自此以后，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及大臣，愿先生悉教寡人，万勿疑虑。”

远交近攻强干弱枝

范雎虽已取信于秦昭王，但因初入秦廷，尚不敢深涉内政，仅只纵论外事，借观秦王俯仰。不久，范雎再次晋见秦昭王，他首先分析了秦国的优势，说道：“秦地之险，天下莫及。雄兵百万，战车千乘，其甲兵之利天下亦莫能敌。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用以治诸侯，如同良犬搏兔。然而兼并之谋不就，霸王之业不成，莫非是秦之大臣计有所失吗？”范雎所言，即使秦昭王感到欣慰，也使他感到警怵，因而没等范雎说完，秦昭王便恭恭敬敬地说：“寡人愿闻其详”。范雎接着说道：“臣闻穰侯将越韩、魏而攻齐国、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大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王释此而远攻，不亦谬乎!”

在这段奏议里，范雎明确地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思想，这是范雎对秦国的杰出贡献。这个原则不仅为秦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战略基础，而且对后世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中国政治、外交思想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范雎还为这一战略原则拟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第一，就近重创韩、魏，以解除心腹之患，壮大秦国势力；第二，北谋赵，南谋楚，扶弱国，抑强敌，争夺中间地带，遏制各国的发展；第三，韩、魏、赵、楚依附于秦之后，携五国之重，进而威逼最远且是当时最强的对手齐国，使其回避与秦国的竞争；第四，在压倒各国的优势下，最后逐—消灭韩、魏诸国，最后灭齐，统一天下。

秦昭王闻罢大悦，高兴地说：“寡人敬闻命矣。”于是拜范雎为客卿，参与军国大政，主谋兵事。

周赧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8年)，秦昭王用范雎谋，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攻克怀(今河南武涉西南)。两年后，又举兵攻占邢丘(今河南温县东)。在此形势下，范雎又及时地为秦昭王谋划“收韩”之策，他首先向秦昭王分析了“收韩”的战略意义。他说：“秦、韩之地形，交织相错如同锦绣。秦之有韩，譬如木之有蠹，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一旦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因此大王应首先收韩。”秦昭王问：“吾若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范雎从容答道：“如果大王派兵首先攻打并占领韩国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的咽喉要塞荥阳，便可使巩、成皋之地不通，北断太行之道，上党之韩军不得而下，一举可将韩国拦腰斩为三截。如此，韩国还能不听命归附于秦吗？”秦昭王依计而行。

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军发兵，先后占领韩国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高平(今河南济南)、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南阳、野王(今河南沁阳)等地。至此，已将韩国拦腰斩断，使整个上党地区完全孤立起来。在秦军雷霆万钧般的打击下，韩国步步败退，摇摇欲坠。而秦国则在战争中获得了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巨大补偿，实力更其强盛，因而东进步伐大大加速，扩大了对赵、楚两国的战争规模。

随着秦国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范雎也日益受到秦昭王的赏识，地位也日益得到巩固。于是，在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66年)，范雎开始在内政方面实施变革，推行“强干弱枝”的方针，加强中央王权。他向秦昭王奏议道：“臣居山东时，闻齐只有孟尝君，不闻有齐王；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秦王。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今穰侯内仗太后之势，外窃大王之重，用兵则诸侯震恐，解甲则列国感恩，广置耳目，布王左右，恐千岁万岁后，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

秦昭王闻言惊觉，因自己早就对宗亲贵戚的专权和势力的膨胀忌恨在心，此番听了范雎义正辞严的宏论，终于下定了决心。当年，昭王便罢免了穰侯魏冉的相位，命其回到封邑。后又驱逐其他“三贵”，安置太后于深宫，不许与闻政事。又拜范雎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号为应侯。至此，以秦昭王为首的中央政权更为集中了。

范雎推行“固干削枝”的方针，致力于确立和强化秦国中央集权制度，促进封建割据走向封建大一统，这对秦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和最终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则有着不容忽视的功勋，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一次重大社会变革。

巧施离间智赚长平

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秦军大举北进，进攻赵国。老将廉颇率赵兵迎敌，秦、赵两军相持于长平。秦兵虽然勇武善战，怎奈廉颇行军持重，坚筑营垒，等待时机与变化，迟迟不与秦兵决战。如此一采，两军相持近两年，仍难分胜负。秦国君臣将士个个焦躁万分；却又束手无策。秦昭王问计于范雎，说：“廉颇多智，知秦军强而不轻易出战。秦兵劳师袭远，难以持久，战事如此久拖不决，秦军必将深陷泥淖，无力自拔，为之奈何？”范雎早已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作为出色的谋略家，他很快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他对赵国文臣武将的优劣了如指掌，深知秦军若想速战速决，必须设计除掉廉颇。于是，他沉吟片刻，向昭王献了一条奇妙的反问计。

范雎遣一心腹门客，从便道进入赵国都城邯郸，用千金贿赂赵王左右亲近之人，散步流言道：“秦军最惧怕的是赵将赵奢之子赵括，年轻有为且精通兵法，如若为将，恐难胜之。廉颇老而怯，屡战屡败，现已不敢出战，又为秦兵所迫，不日即降。”

赵王闻之，将信将疑。派人催战，廉颇仍行“坚壁”之谋，不肯出战。赵王对廉颇先前损兵折将本已不满，今派人催战，却又固守不战，又不能驱敌于国门之外。于是轻信流言，顿时疑心大起，竟不辨真伪，匆忙拜赵括为上将，赐以黄金彩帛，增调20万精兵，持节前往以代廉颇。

赵括虽为赵国名将赵奢之子，确也精通兵法。但徒读经文书传，不知变通，只会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而且骄傲自大。一旦代将，立即东向而朝，威临军吏，致使将士无敢仰视者。他还把赵王所赐黄金、财物悉数藏于家中，日日寻思购买便利田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