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时代性

从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到付诸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开创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回顾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追求及其实践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观的发展或飞跃紧密相连，而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变化与发展，既受时代发展主题的影响，又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苏俄革命的新时代感应：向往、追求社会主义前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化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苏俄革命成功的榜样作用，不能低估。尤其是苏俄集中国力推进工业化的做法，使其从欧洲的一个三流国家，跻身欧洲强国甚至是世界强国行列，这给中国的有识之士以无限遐想，认为落后国家要奋起直追赶上强国，必须集中国力办大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建设。所以，效法苏俄，走苏俄式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先进分子和有识之士的共同向往和追求。

近代中国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为追求中国的光明前途而不懈奋斗，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死胡同，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勇敢地承担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中国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追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中共二大宣言”明确宣告其奋斗目标是“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中共领导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明确提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转向社会主义，同时逐步认识到这种转变是有条件的，是有个过程的。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民主革命成功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发展到第二阶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二、中国革命道路获得成功的启迪：先工业化后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根据中国国情处理中国问题就成为党的重要历史经验。因此，一方面要实现从建党伊始就始终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和道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制订《共同纲领》时，有些代表曾提议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共同纲领》中去，但中共领导人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个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毛泽东在1948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到底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的设想。刘少奇解释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最少十年，十年建设加三年准备是十三年。到那时看情形怎样，或再搞个五年计划，进入社会主义。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09页。）。

中国共产党主张不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考虑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实现国家工业化，也只有实现了工业化，才能够向农民提供组织起来所必须的拖拉机等物质和技术支持。允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发展，可以大大激发生产力要素的活力，有利于国家工业化进程，因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采取利用和限制政策。中共领导人认为，“只有在经过长期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在各方面有了准备之后，才能向城市资产阶级举行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进攻，把私人大企业及一部分中等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才能在乡村中向富农经济实行社会主义的进攻，实行农业集体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48页。）经过十年建设之后，工业大大发展，农业也有了大的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加强了，成为绝对的领导；管理经济工作的干部成熟了，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数量也多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也大大加强了；组织上人民代表会议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巩固了；这时，才能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10页。）中共领导人既反对“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极端错误的右倾，也反对“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49页。）

刘少奇甚至设想：“工业国有化后资产阶级被废除，农业集体化后富农、小资产阶级被废除，就使中国成为没有大小资本家的国家。”中国经济成分也由五个变成三个，只剩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经济。前两者很大，后者逐步缩小。30年以后，国民经济中90%多是社会主义经济。“从农业集体化后就没有剥削了，只有劳动人民”；国家“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名称不一定改，仍叫新民主主义也可以”。（《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215—216页。）刘少奇的设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后虽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仍有私有制，即个体经济；二是名称仍然可以称为“新民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