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时代性(3)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时代性(3)

四、“以苏为鉴”:开始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掀起之时,我们曾经宣布,要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初,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又试图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搞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51页。)。分析这一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也可以看到时代因素的深刻影响。

其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时间过于急促、工作过于粗糙,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农村一些合作社不仅没有增产,反而减产,农民生活水平反而有所下降,有些地方农民“闹退社”。城镇小商小贩和手工业改造、合并得过于宽泛、形式也过于单一,给人民生活带来一些不便。由此引发产生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全国热浪滚滚,人们欢欣鼓舞;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们突然发现,并没有“一步登天”(当时宣传口号有“社会主义是天堂”),有些地区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反而有所下降,难免产生不满情绪。这给一心为群众谋福祉的中共领导人以很大震动。

其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全面否定和揭批斯大林,暴露了苏联计划经济运行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诸如经济管理中官僚主义严重,农业生产、轻工业生产长期完不成指标,农产品、日用品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等。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中共领导人对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和苏联建设模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思考。原来计划经济也并非完美无缺,苏联模式也存在弊端,既如此,我们不能再照搬照抄,必须“以苏为鉴”,必须根据中国国情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正是基于此,从1956年开始,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现状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会还接受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国家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与此同时,在农村积极探索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些探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都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

五、中苏交恶引发警觉:在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取得积极成果。但很可惜的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后,党对国内主要社会矛盾判断出现失误,指导思想急剧“左”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滑轨。所有制形式单一化,即单一公有制;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最终走上追求“一大二公”的更为激进的“斯大林模式”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敌视并封锁中国,中共领导人作出战争与革命是世界潮流和时代主题的判断。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之后,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更加恶化。警惕外敌入侵、准备打仗,就成为国家的战略任务。国内建设划分为一、二、三线进行布局,这不能不制约和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

冷战氛围下,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舆论叫嚣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对此,中国共产党绷紧警惕之弦,时刻提防西方国家的颠覆和破坏。中共领导人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及其对华不友好始终感到巨大压力,认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发表在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明确提出:“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交恶后,中国共产党判断苏联已经蜕化为“修正主义”国家,东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跟着“变修”了。苏联对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尤其是挑起与中国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已成为彻头彻尾的“社会帝国主义”。鉴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维护马克思主义阵地、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重任,“反修”、“防修”由此成为首要政治任务。

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逐步升级,中共主要领导人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资本主义随时可能复辟。党的工作重点越来越集中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以致掀起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灾难性后果。社会主义道路由此走了一段弯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巨大挫折。

六、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从照搬照抄别国模式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尽管在前几年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并从根本上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但走过的弯路更长。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经历十年“文革”,中国的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何方?

国际上,鉴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越来越凸显,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推进变革,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时代潮流。面对世界潮流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人民对社会主义产生疑虑的现实状况,中共领导人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转机。

处于第一世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极端发展,各自拥有和掌握的战略武器足以把地球摧毁若干次,但双方都非常清楚,美、苏之间一旦爆发战争,结局必然是两败俱伤。第二世界国家尤其是欧洲成为“维护和平的力量”,因为他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如果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积极谋求发展,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自身的发展和政治取向也对制止世界大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邓小平由此对世界大势作出新判断:“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289页。)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基本判断,必然影响到国内建设重心的调整。

“文革”结束,亟需拨乱反正。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首先必须科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强调指出,“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并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收入作为判断社会主义政策是否正确的“压倒一切的标准”;否则,“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314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政治路线。由此,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也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中共领导人特别强调,实行改革开放,绝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穷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抱残守缺,死守被实践证明不成功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放,而是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需要的新路。中共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要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评判事物的根本标准。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还创造性地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探索,我们最终提出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领导人自信地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邓小平强调,改革并不是对原来的全面否定,好的传统必须保留,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必须坚持,特别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不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尽管对外开放会带来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东西,我们对之有警惕,就不可怕。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根基和发展方向不会发生改变。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郑重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犯过不少错误,每次错误都是依靠党自身的力量纠正的。十年“文革”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文革”结束后,我们党拨乱反正,从根本上否定“左”倾错误,赢得了人们的拥护。邓小平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讲了许多朴实的新话,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中国人民坚信,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能动摇;但绝不能按照旧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路。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了上上下下最广泛的思想共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前进,实践不断深入,对实践的认识也不断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

研判世界大势,把握时代脉搏,适应时代潮流,顺应时代发展条件下的人民意愿,是中国共产党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凡能够正确把握并利用客观时代条件,认识和实践就会取得长足进步,反之,就容易走弯路,甚至会遭受挫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时代性正是这一历史经验的体现和印证。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200092〕

责任编辑:葛立新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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