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规律 注重方法做好群众工作

做好群众工作既是发展的大事，更是事关我们党执政特别是长期执政的大事。做好群众工作关键在于方法，而方法的关键在于把握好背后规律，并应用这一规律去谋划方法做好群众工作。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我们党是靠群众起家的。在长期领导人民书写波澜壮阔历史的伟大征程中，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我们的“传家宝”。

第一，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主要靠“物质实惠+远景”的方法争取群众，赢得执政地位。我们党自成立起，就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为己任，紧紧抓住当时主要社会矛盾，提出并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现实政策，描绘了“不愁吃、不愁穿、按需分配”的美好愿景，赢得了民心，“妻子送郎当红军，母亲送儿上前线”，我们的队伍逐渐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在解放区大力实行“土改”，大张旗鼓地以保卫胜利果实为目的凝聚动员群众，“家家户户齐动员，男女老少忙支前”成为群众的自觉行为，人民群众硬是用“小推车”等推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推出了新中国的建立。

第二，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党主要靠“精神+管理”的方法凝聚群众，巩固执政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广大群众翻身做主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主人翁精神极大提升。我们党坚持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吸引人，进而以毛泽东思想统一人，以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鼓舞人，以严格的管理约束人。社会从总体上讲信仰高度一致、思想高度统一、道德高度纯洁、行为高度一致，哪怕是在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特殊时期，哪怕是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群众仍然坚持理想信念，坚定地跟党走。

第三，在市场经济初期，我们党主要靠“开放+搞活”的方法激发群众，打牢执政根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思想大解放运动，冲破了群众思想和精神的“桎梏”。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打破“铁饭碗”，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多年来我们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温饱问题，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春天”，这期间国家发展充满生机、社会充满和谐、群众充满幸福、党群干群关系充满亲切。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发展是赢得群众最大的物质基础，精神是赢得人心最大的思想基础，物质与精神相结合是最好的群众工作方法，值得我们永远传承下去。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信心。

二、现实的考验必须正视

现实考验集中体现在，当前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群众获得的实惠也较多，但同时又是群众意见多，上访、集访甚至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时期。主要表现为“四大现象”：

第一，发展程度与群众支持不完全成正比。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提升，社会财富大大丰富，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了群众的民族自豪感，但与此同时，远忧近忧也在逼近我们。从远处说，“苏联和东欧剧变”表明，许多发展不差的国家，党仍然丧失了执政地位；从近处说，一些地方发展总量成倍增长，群众意见和上访甚至是群体性事件也在成倍增加。这说明单纯抓发展不是做好群众工作特别是巩固执政地位的有效办法，特别是在当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预期下更是如此。

第二，获得实惠与群众支持不完全成正比。尽管执政者要让群众得实惠是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但从理论上看，人的欲望特别是物质私欲是无限的，单纯的物质需求不能满足人的全面需求，更何况一个时期内执政者手中的财富总是有限的；从现实上看，群众意见大的地方往往不完全是发展不好的地方，也包括发展好的地方。意见多的群众往往不完全是为了物质的诉求，也包括物质以外民主的、表达个人意愿的甚至有“打抱不平”的需求。这说明单纯依靠物质实惠做群众工作是有限的，也是有害的。

第三，服务群众与群众支持不完全成正比。尽管服务群众是执政者的一项基本职责，但从规律上讲，现代社会管理学，甚至包括共同执政规律都应该是服务和管理“两手”抓，而且两者不可偏废，不可代替；从实践上讲，现实当中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地方不完全是没有为群众服务的地方，也包括做了一些服务、甚至是服务较好的地方。参加上访、集访的群众往往不完全是没有得到服务的群众，也包括那些得到了服务甚至是较好服务的对象。这说明核心是缺乏依法管理的另一手，特别是敢抓敢管的另一手与之配套。

第四，一味让步与群众支持不成正比。尽管让步是基于和谐的考虑，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告知我们一个简单道理，包括父母对待子女在内，过度的爱就是溺爱；环顾发达国家，也不搞一味地让步，他们既抓个体违法治罪，也抓群体违法治罪；特别是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出现的“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会示范出“闹而优则仕、闹而得实惠”的负效应。这说明一味地让步，特别是无原则的让步不但让不出和谐，更是危险的。

现实考验告诉我们：单纯地靠发展、单纯地靠物质实惠、单纯地靠服务群众、单纯地靠一味让步不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办法，久而久之还会走向我们良好初衷的反面。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紧迫感。

三、彼此的变化更需把握

在党群关系中，党员干部是主体，群众是客体。彼此的变化是我们做好工作、研究方法必须正视的问题。

首先，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客体——群众在发生变化，而我们相应的重视特别是相应的措施研究不够，就会导致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够用的问题。一是生产就业方式的变化带来了群众结构的明显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城市新经济、新社会组织大量兴起，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就业方式。以我市为例，230万农村人口中就有100万农民外出务工，占43%；240万就业人口中就有140万在各类“两新”组织工作，占58%。人口大量大范围流动、多元化就业，使传统的依靠行政区划和行政手段管理和服务群众的方法不灵了。二是经济基础的明显变化带来了群众诉求的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绝大多数人摆脱了对温饱的基本追求，而精神方面的追求日趋增多；少数先富，甚至暴富起来的人没有把政府的普惠政策放在眼里，而少数致富路上的“落伍者”，虽然享受了政府的一些实惠政策，生活有所改善，但面对巨大的贫富差距，许多人心生不平。所以，一给实惠就感恩的方法不灵了，特别是一些“经济大户”变身“语言大户”，只有基层组织说了算也不灵了。三是时代进步带来了群众观念的变化。文化多元化虽然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多元文化必然带来群众观念包括价值观的改变，同时影响社会统一价值标准的形成，产生了即使你讲得对也可能不听、不信的现象，使传统的你讲啥就听啥、信啥、干啥不灵了；群众的民主、公开、竞争意识大大增强，使少数人说了算、靠行政命令不灵了；社会以人为本意识的大大增强，使传统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在一些情况下不灵了。特别是由此伴生出群众对干部选任的关注度和参与度越来越高，使得一些地方民主、公开、竞争度不够的干部选任受到挑战，甚至影响了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和话语权。

第二，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主体——党员干部队伍在发生变化，而我们相应的重视特别是对策研究不够，就会导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感情淡薄了、距离疏远了。一是社会环境的变化使一些干部看待群众的态度变淡了。长期的执政环境使有的党员干部对群众产生了“恩赐观”，长久的和平环境使有的党员干部丧失了密切联系群众的紧迫感，长时间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使有的党员干部更愿意和老板“打交道”，长距离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使有的党员干部不愿意与群众在一起。二是干部结构的变化使一些干部对待群众的感情变弱了。基层干部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主体，中青年干部又是基层干部的主体。在基层中青年干部中，“三门”（家门、校门、机关门）干部、独生子女干部和以基层为“跳板”的干部增多了，这些干部接地气少，对群众的天然感情少，不愿意、不了解甚至不理解基层群众，存在脱离基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三是工作条件的变化使一些干部直接接触群众的时间变少了。集中体现在便捷的交通、迅猛发展的通讯，使干部亲身了解群众尤其是深入群众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导致了难以增进与群众感情的问题。

面对这些明显的变化，我们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适应性。一方面，我们过于理想化的稳定标准，有的地方把稳定理解为一帆风顺、一平如镜、一潭死水，甚至理解为“零上访”；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客观地估价基层干部，有的地方缺乏对舆论的引导和及时澄清，强化了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造成了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甚至对立情绪，大大降低了基层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效果。更不可忽视的是，一些地方又误解了群众概念，把做好群众工作演化成了做好每一个人的工作。特别是当个体与整体、眼前与长远发生矛盾时，大大增加了工作难度，使一些工作几乎成为不可能。

彼此的变化特别是管理上的不适应性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静止地看待群众工作，就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如果我们孤立地抓群众工作，就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如果不主动适应和驾驭彼此的变化，我们的工作会越来越被动。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醒。

四、实践与探索正在印证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四川包括乐山的群众工作在总结中传承、在传承中实践、在实践中探索，党群干群关系不仅经受住了重大考验，也在考验中不断成长成熟。

第一，我省的实践创造了“五针对”的群众工作方法。一是针对汶川特大地震引发的巨大群众工作难题，创造了应对重大灾难的群众工作法。特大地震发生后，省委迅速带领全省人民坚强奋起，崛起危难，取得了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伟大胜利，向全省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群众既得到了灾后重建的巨大物质实惠，又受到了抗震救灾大情大爱的精神鼓舞，创造了让世界诚服的抗震救灾奇迹，这是新时期应对重大灾难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二是针对大灾后能否发展这一群众普遍担忧的问题，创造了大灾之后加快发展的群众工作法。大灾之后，省委在深刻把握省情的基础上，确立了“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取向，特别是把加快发展作为总体取向之首，体现了省委高超的胆略和智慧，深得党心、民心和干部之心，全省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被极大地被激活，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取得巨大成就，这是新时期大灾后通过加快发展来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三是针对新时期干部的变化，创造了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工作法。省委坚持“优秀人才到基层去，优秀干部从基层来”的导向，持之以恒地深入开展“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等活动，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更近了，感情更深了，心贴得更紧了，这是新时期加强干部群众联系的有效方法。四是针对新时期群众的变化，创造了分类做好群众工作法。省委采取因人制宜、分类施策，藏区“9+3”免费教育计划让藏族孩子走下高原，融入现代社会，从根本上解决了藏区发展的长远大计；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让彝族同胞生活“一跃跨千年”，实现继“政治翻身”后的“经济翻身”，更加坚定地跟党走；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使广阔农村千百年来的“脏乱差”成为过去，让更多的群众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实惠”，这是新时期分类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五是针对新时期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更高要求，创造了以榜样力量做好群众工作法。省委按照做好群众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干部、关键在基层的思路，培养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先进典型，李林森在群众中树立起了公道正派的用人形象，王瑛在群众中树立起了一身正气的干部形象，文建明在群众中树立起了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形象，王家元在群众中树立起了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基层干部形象，这是新时期以榜样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的有效方法。

第二，我市的实践探索创新了“双重”的群众工作新路子。“双重”即“重民意”和“重基层干部”。“重民意”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重民公信——探索了公信力建设的群众工作新路子。从组织系统率先做起，在全国创新提出并实施了建设富有公信力的组织工作系统，突出民主、阳光、公正“三大要素”，实施基层党建磐石工程、干部工作导向工程、集中换届关键工程、人才工作骨干工程和自身建设保障工程“五个工程”，取得了领导肯定、社会认可、群众满意的效果。“万人问卷调查”表明，95%以上的党员干部群众高度认可公信力的建设。二是听民说话——探索了加强干群对话交流的群众工作新路子。创新开展了“基层夜话”、“网络对话”、“下访谈话”的“三话”活动，定期与普通群众、网络人士和上访人员进行沟通交流，建立化解群众矛盾的长效机制。今年，我们又把“三话”活动深化为“服务群众亲民年”活动，实施大宣传、大问计、大慰问、大接访、大走访、大评议“六大行动”，进一步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三是为民改革——探索了从机制培养意见领袖的群众工作新路子。在基层，打破身份、资历、地域的局限，大范围、大力度地推行“统筹+定向”的干部公选，以公选新机制产生出身在党内，心系群众，与群众有天然感情、在群众中有威信的“意见领袖”；在机关，打破身边人选身边人的小圈子，大力推行结构化权重制推荐选拔干部的改革。特别是引入了服务对象评判推荐机关干部的新机制，增强了基层群众在干部选拔上的话语权，大大地强化了干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结合的力度，培养身在机关、服务基层的“意见领袖”。四是做民榜样——探索了创先争优示范于民的群众工作新路子。广泛开展党员示范进城市建设“共产党员示范城”、进农村建设“共产党员示范乡镇”、进景区建设“共产党员示范景区”、进彝区建设“共产党员示范彝家新寨”、进重大工程建设“共产党员示范工程”的“五位一体”系列示范创建活动，在各行各业培养了一大批党员先进典型，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形成了创先争优个体向集体、党内向党外、短期向长期不断深化的良好格局。“重基层干部”，即重视和关心基层干部，让他们有干头、有奔头、有想头。我们出台了关心关爱招商干部、彝区干部、援藏干部和边远地区干部的36条政策；财政投入1.2亿元为建国以来的离职村干部和老党员、先进模范党员和困难党员共4.3万人购买了养老保险；定期开展优秀评选表彰活动，对评选出的优秀干部给予经济和政治奖励，省市表彰的优秀乡镇街道党委书记享受副县级待遇；大张旗鼓地宣传基层优秀党员干部，大胆维护基层干部的合法权益，大力提拔使用基层干部，仅在换届中就从基层一线新提拔副县级以上干部125名、占80.7%，形成了“组织一心一意想干部，干部一心一意想工作、想群众”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做好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重在方法，而有效的方法重在能否把握好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其主要是：

一要把握好系统抓的规律。即系统思考、系统规划、系统部署，避免就群众工作说群众工作，就群众工作方法说群众工作方法，就群众说群众的片面现象。

二要把握好“两手抓、两兼顾”的基本原则。即发展与党建“两手抓，两手硬”的原则；物质与精神“两手抓，两手硬”的原则；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两兼顾”的原则；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两兼顾”的原则；相信群众与相信干部同等重要的原则。

三要把握好“五为主”的重要方法。即依法管理为主，这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服务为主，这是中国特色的鲜明特质；示范为主，这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宣传为主，这是发动群众的重要路径；疏导为主，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