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性贿赂”难以入刑 究竟难在哪？（3）

至于“性贿赂”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的争议，我认为，“性贿赂”对社会的危害，已经不是道德范畴所能调整的。更何况，越是被道德伦理所谴责的违法行为，越应该由立法惩戒，这是世界各国的立法原则。目前，在我国，“性贿赂”正是道德伦理谴责的对象，否定评价很高，所以应该上升到法律层面。

“性贿赂”侵犯官员隐私权，这个观点我更不赞同。选择当官，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选择做公众人物，隐私权就应该受到限制。官员一旦有了“性贿赂”行为，做了见不得光的事情，就必须受到司法监督，不能拿隐私权做挡箭牌。

新京报：也就是说，对于“性贿赂”不能入罪的各种观点，你不赞同。那么是否有必要再修《刑法》，补入“性贿赂”？

周光权：“性贿赂”要不要纳入刑法，是一个与国家的法治传统、历史变迁、国民心理、当前的司法资源配置状况相关的复杂问题。法治社会建设是有阶段性的，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与犯罪做斗争的任务。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击一些影响大的收受财物的受贿犯罪，也就是权钱交易，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考虑“性贿赂”入罪这个问题。权色交易和权钱交易一样，已经成为公权和私利交易的一种特殊形式。《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都为我们提供了“性贿赂”入罪的参考文本。司法机关、立法机关都应该将“性贿赂”入罪作为一个课题，调研我国“性贿赂”案件的规律、特点、办案难点等等，为将来“性贿赂”入罪，做好立法准备。

“性贿赂”是否应该写入刑法引起争议

社会事件：近年来，随着我国反腐工作的展开，“性贿赂”一词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性贿赂”是否应该写入刑法引起争议。

支持观点：“性贿赂”入罪具有正当基础

首先，从法律观念上看，性贿赂入罪符合社会对于刑法发挥作用的期许，是对社会民众长期以来反感、谴责权色交易的理性回应。

其次，从法律制度上看，性贿赂入罪代表了预防与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不断严密的制度演进方向，而非倒退。性贿赂区别于通奸、性乱的独立性特征在于其负载了职务行为与性行为之间的对价关系。因此，在刑法对于超越夫妻关系的双方同意的性行为的容忍度不断提高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性贿赂犯罪化的正当性基础并不在于制止对性伦理道德的违背，而在于遏制为了追逐性享受而背弃职务行为的公正性。

第三，从司法实践的技术应用上看，增设“性贿赂犯罪”后肯定会出现操作性障碍，但这不应当成为刑法无能为力，消极面对性贿赂问题的理由。因为刑法中“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恶劣”、“明显”等在实践中难以量化的价值评判标准，本身就需要法官的裁量，“性贿赂犯罪”与其他刑法规范一样，不可能完全脱离价值评价，单纯在形式上为司法实践框定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

反对观点：

首先，从法律观念看，“性贿赂”问题的实质在于有人无视法纪，利用职权胡作乱为。“性贿赂”之所以屡屡成功，是在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控。真正需要预防和惩治的是利用职务之便的犯罪，而不是在于惩治“性”本身。

其次，从法律制度发展上看，通奸等一些男女之间的性违法行为从刑法中剔除出去了，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一个制度性的进步表现。然而“性贿赂”一旦入刑，那实际上是一个刑法制度的倒退。

第三，从司法实践的技术应用上看，在刑法中增设“性贿赂犯罪”，在具体的司法实践操作运用中，将会遇到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在目前的贿赂犯罪中，刑法规定对贿赂犯罪的定罪处罚是以一定财物的价值、价格甚至是使用价值作为定性定量的依据的。即使可以在基本的财物性贿赂犯罪之外，另行规定增加以“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作为构成犯罪的依据，但是，在实践操作中，何谓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严重与否，这是一个价值评价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量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