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编造的粗糙神话

最近二十多年来，“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似乎很火。在一些人眼里，公民社会天然合理、天然正义，是应该无条件地予以肯定的“好东西”。

公民社会好在何处呢?按照其倡导者的说法，好就好在公民社会能够对政府的公权力构成制约，从而促进民主的实现。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南欧、东欧、西欧、北美一些人提出公民社会是民主前提条件的理论，他们把公民社会说成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甚至充分条件。九十年代初，这种理论传入中国研究领域，继而传入中国学界，很快就成了显学。自此以后，国内外总有一些人拿着放大镜在中国寻找公民社会的蛛丝马迹。

然而，只要稍加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说辞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名不正，言不顺”;二是“名实不符”。换句话说，公民社会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编造出来的一个粗糙神话，它在概念上含混不清，它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神效未必存在。真正值得中国人追求的是构筑一个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政治共同体——人民社会。

正名：国外定义“公民社会”的三种策略

要判断一个东西是好是坏，必须得先弄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公民社会”是从西文civil society翻译过来的。事实上，civil society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本身就是个问题。译法与概念的内涵紧密相关;概念的内涵不同，译法当然也应不一样。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家，不管是自由主义者(如托克维尔)，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对civil society的理解基本上仍然属于“市民社会”(即人们以私人或市民身份活动的空间)范畴，尽管他们对市民社会所处的位置及其在政治上的意义争论不休。

直到过去二十多年里，civil society才被赋予了“公民社会”的含义：它既是一片不许国家公共权威涉足的空间(私域)，也是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基地(公域)。问题是，把civil society理解成“文明社会”或“市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比较容易把握，但一旦被理解成“公民社会”，其内涵与外延却十分飘忽。

定义“公民社会”的第一种策略是指出它不是什么：它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国家，更不是市场，而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空间。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把这片空间叫作“社会”，而要把它叫作“公民社会”呢?显然，并不是介于家庭、国家、市场之间的全部空间都可以被称作“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特指其中某些部分。那么，到底是哪些部分呢?

另一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列举属于这个特定空间的人类组织。2011年出版的《牛津公民社会手册》列举了六类组织，即“非营利部门”、“发展型非政府组织”、“草根组织”、“社会运动”、“社会企业”、“国际公民社会”。不过，我们也许还可以想到其它有关公民社会的种种提法，如“独立部门”、“第三部门”、“慈善部门”、“志愿部门”、“免税部门”、“社会经济”、“民间社团”、“公共领域”、“社会网络”等。还有一种据说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叫作“公民社会组织”。这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知道什么叫“公民社会组织”，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公民社会”;而要了解什么叫“公民社会”，又必须知道什么是“公民社会组织”;此乃典型的同义反复。

不少人以为上述类型的组织是近一、二十年才出现的新现象;其实，它们中的不少是古已有之。在很多国家，宗教性慈善组织和民间互助组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英国便是一个例子。在有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和新加坡，那里的某些非营利组织的历史甚至比国家本身的历史还要长。

真正的新现象是把本不沾边的各类组织统称为公民社会。但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毕竟不同，在不同国家，看似与公民社会概念沾边的组织特征不同，叫法也因而各异。更何况，不管各种类型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有交合，任何两者之间都不会完全重合。这样一来，哪怕有可能列出长长一串属于公民社会的组织类型，人们还是不清楚公民社会到底是什么。

第三种定义“公民社会”的策略是厘清它涵盖的组织具备哪些共性。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以前叫作“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从“结构—运行”的视角归纳出公民社会的五个特征：组织性、非营利性、自愿性、民间性、自治性。然而，这五种特征的内涵并不容易确定，该研究中心核心人物萨拉门教授对它们的说法就有变化。更重要的是，这套标准未必与现实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