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适应or防范？（5）

塑造美国外交和安全战略的三个基本背景均与中国密切相关，这也是奥巴马执政初期非常重视中美关系的原因之一。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不可能单独应对包括全球变暖、国际经济复苏、地区安全挑战在内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诸多挑战，中国的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在国际力量的转移过程中，中国显然也是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最主要力量之一，中美在国际问题上的互动模式将随之产生变化。中国迅速崛起意味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中美双边领域的互动也将产生变化。在奥巴马执政的四年中，这三个基本背景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动，而美国对华外交和安全战略却经历了重大调整，从最初探索中美战略稳定转变为对华采取“两面下注”战略。

美国“两面下注”的对华战略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首先，美国很难平衡“适应”和“防范”之间的关系。由于逐渐淡出反恐战争，美国开始进入一个缺少主要“敌人”的时期，而美国当前面临经济复苏缓慢和削减赤字的压力，国内利益集团仍然存在较强的寻找敌人的冲动。最近几年，美国部分政治力量大肆宣扬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45]和中国在外交方面的“过分自信”，炒作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言论面对的是美国国内的公众。其目的是降低削减财政赤字对美国军队的影响。近来美国提出的“海空一体战”很难说是为了其他目的、针对中国以外的国家。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友敌”(Frienemy)定位，很可能最终将中国塑造成潜在的“竞争者”、“对手”，而不是可以合作的“朋友”。

其次，美国在对中国进行防范的同时寻求与中国合作，亦很难实现。中国对于美国经济复苏、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美需要进行合作是美国政府内部达成的基本共识。当然，正如克林顿国务卿所言，美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即使出现分歧也不致破裂，并能够继续合作”。[46]但“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动态的管理”。[47]中国当然也希望中美关系稳定，并实现中美合作，但面对美国高调重返亚太的姿态和“防范”政策，中国难以达到美国所期待的合作深度和广度。

再次，“两面下注”只会增大中美双方的“互疑”，而无助于增进互信。从过去两三年来中美两国学界和媒体的评论来看，中美“互疑”呈上升态势，[48]特别是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引发了中国对美国外交和军事战略的深度疑虑。中美双方都关注对方的战略意图，但各自作出的解释和保证却未必能被对方所接纳。例如，美国一方面在实质上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关系，另一方面将重返亚太解释成主要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这让中国无法理解。美国担忧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尽管中国在高层互访和官方文献中明确表示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美国仍然认为中国的战略意图不够透明。

又次，美国对华“两面下注”还制造了亚洲各国的混乱。中国崛起必然对周边国家产生各种影响，由于其中部分国家与中国存在历史问题或领土争议，这些国家希望看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对中国形成一种力量平衡，但它们绝不期待中美形成对抗态势，因为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最符合它们的利益。亚太地区的多数国家不希望在中美两国中间选边站队。

最后，美国对华“两面下注”将导致未来的危机管理难度增大，而这些潜在的危机并非仅存在于中美之间，很有可能也存在于第三国，包括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疆争议问题上立场模糊，一方面表示在主权问题上不采取立场，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提供政治和军事支持，甚至宣称争议海疆属于美国与这些国家的条约覆盖范围。美国希望通过这种骑墙姿态从地区紧张局势中“渔利”，这不仅会增加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疑虑，还可能导致周边国家误用美国的“有限承诺”，并且有可能导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争议转化为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始终存在“遏制”与“接触”的论争和摇摆，与之对应的“中国威胁论”也起起落落。中国不是冷战时期的苏联，美国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战略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的中美关系，而19世纪欧洲的均势战略同样不适用，[49]“遏制”显然是一个过时的战略。同样，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国际社会，并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力量，“接触”战略也不能管理中美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战略既非“遏制”，亦非“接触”，而是“两面下注”。这种战略并没有解决“适应”还是“防范”中国崛起的问题，而是部分地“适应”中国的崛起，以争取中国在美国关注的议题上提供支持；同时部分地“防范”中国的崛起，以避免或约束中国对美国构成挑战。简言之，中国被美国定位为“友敌”。[50]这种战略更像是权宜之计，口头上宣称适应中国的崛起，但行动上采取多种防范措施，而这显然无法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美国对华战略似乎进入了一个战略漂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