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适应or防范？（2）

第四，中美建立了新的沟通机制，即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布什执政时期，中美建立了战略对话(Senior Dialogue)和战略经济对话(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2009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伦敦20国集团峰会期间首次会晤，宣布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机制。该机制取代了此前的两个对话，旨在为两国高层官员提供有效渠道，共同探讨如何应对与两国利益相关的双边、地区及全球的机遇和挑战。从对话的层级、议题和两国政府赋予对话的重要性来看，中美均对双边高层对话机制寄予厚望。克林顿国务卿和美国财长盖特纳在《华尔街日报》联合撰文，称“基本上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由美国或中国单凭一己之力予以解决，也没有任何全球性问题能在缺乏美中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全球经济的实力、全球环境的健康、贫弱国家的稳定以及防扩散难题的解决，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合作”。[7]在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式上，克林顿国务卿盛赞对话是有史以来中美高层官员最大规模的聚会，“覆盖的议题范围无与伦比”，“为面向21世纪的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奠定了基础”。[8]这个对话机制也催生了有关“两国集团”和“中美共治”的期待。

第五，美国尝试摸索中美“战略稳定”和“战略再保证”。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这也成为中美关系维持稳定的基本理念。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演讲时提出了“战略再保证”的概念，表示美国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也要适应中国的崛起。其内涵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明确表示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而成功的大国的“到来”，而中国则应向世界其他国家保证，其发展和全球作用的扩大不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9]这个构想提出之后，美国国内的反应比较复杂，其中颇多批评声音。[10]有批评意见认为该构想含混不清，似乎在“绥靖”中国。据称这个构想的提出更多地基于斯坦伯格个人的思路，并不代表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共识。这与佐立克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区别明显。[11]因此，斯坦伯格发表演讲之后，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并没有讨论与此构想相关的问题，之后奥巴马总统在访华期间也未提及。

虽然“战略再保证”的构想没能走多远，但随后美国官方文献中出现的“战略稳定”概念应该被视为奥巴马政府定位中美关系的重要尝试。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相继发布了若干政策评估报告，特别是《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和《核态势评估报告》。《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称，“对本届政府而言，维持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与维持和其他主要国家的战略稳定一样重要”，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展开“实质性的、持续的对话”，以增强信心、提高透明度，并减少在战略安全问题上的不信任。[12]《核态势评估报告》则再度援引了《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的措辞，称美国将致力于维持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稳定。[13]“战略稳定”的概念在两个报告中并没有非常清晰的界定，多数美国官员和学者倾向于模糊地解释“战略稳定”的内涵，即：既包括中美总体关系的稳定，也包括中美在特定的战略力量领域的稳定。也有美国学者称，因为这个概念出现在一份有关核态势的报告中，其内涵就相当于认可中国对美核威慑的有效性。[14]无论美国官方文件中提出的“战略稳定”是“现在时”还是“将来式”(致力于构建战略稳定)，两份文件都表明美国在尝试重新定位中美关系。

第六，奥巴马总统访华并发表联合声明。克林顿国务卿首次出访选择亚洲(包括中国)，奥巴马总统也在上任后第一年访问中国，这都表明奥巴马政府对中美关系十分重视。2009年11月17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重视、中美两国对未来的预期落实为文字。声明以积极的基调评价了中美关系，涵盖了中美关系中的所有议题，并将双边合作延伸到地区和全球挑战，包括全球经济复苏、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议题。从如下措辞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各自的期许：“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中方表示，欢迎美国作为一个亚太国家为本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努力。”“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极端重要。”“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15]

总的来看，奥巴马总统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尝试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发展与中国的平等关系，将中美关系提高到战略高度。有学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初期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七届美国政府”，“积极的一面是对中国的定位很高，消极的一面是美国将会把很多责任推卸给中国，给中国笑脸，但让中国买单”。[16]奥巴马总统在对华政策上所展示的一系列“新政”姿态，恰好回应了他在总统竞选中打出的口号——“变革”。其实，奥巴马执政初期的外交新政不仅体现在对华政策上，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他在就职演说中向所有与美国关系不佳的国家发出呼吁：“只要你们愿意松开攥紧的拳头，我们将伸出手。”[17]他在开罗发表了题为《新的开端》的演讲，以重塑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在布拉格呼吁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在莫斯科呼吁“重启”美俄关系。凡此种种，莫不是奥巴马总统在外交方面的“威尔逊时刻”(Wilsonian Moment)。[18]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曾撰文指出，“奥巴马外交的核心点是：美国突然不一样了。美国变了，变好了。因此，到了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的时候了。”[19]美国的利益没有改变，但美国对外政策的姿态和调门变了。于是乎，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回归现实主义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