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适应or防范？（3）

回归现实主义政策：两面下注

奥巴马采取的威尔逊式的对华政策包含了对中国诸多不现实的期待。这种期待并非寻求利益互换或达成共识，弥合分歧，而是要求中国在多个方面照顾美国的利益关切，具体表现为：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用意，是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中国加强防扩散领域合作的目的，是期待中国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与美国的议程保持同步，向朝鲜和伊朗施压；推进两军关系持续、可靠地发展，旨在通过航天、外空、核与网络空间领域的对话缓解美国的关切，增进中国单方面的“透明度”；妥善处理军事安全和海上安全问题，是为了保障美国军舰在中国经济专属区的行动不受阻碍，美国对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抵近侦察不受影响；一方面表示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中美联合公报，另一方面希望继续对台湾出售武器；要求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希望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不受影响；希望降低预算赤字，鼓励私人储蓄，但继续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承认开放贸易和投资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表示反对保护主义，但只希望中国市场对美国开放，拒绝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和放松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希望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做出努力，但自己仍然原地踏步。

美国罗列了长长的愿望清单，但基本上都是一厢情愿的产物，因为它无视或刻意淡化中国在诸多议题上的国家利益和轻重缓急。不仅如此，中美双边的分歧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了，但并没有消除，良好的双边关系气氛只是由于双方集中关注多边议题而造成的假象。因此，在随后的半年内，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国际问题上对中国“深感失望”。

中美关系从高歌猛进向麻烦迭出的转变，始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合作空间，但分歧同样巨大。中国在多边场合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并与77国集团和“基础四国”中的其他三个新兴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南非)站在一起。中美激战哥本哈根，美国媒体指责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表现得“强硬”、“傲慢”，哥本哈根气候峰会遂成为奥巴马上任后中美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随后发生的与中美两国密切相关的事态导致两国关系的气氛急速改变。2010年1月，克林顿国务卿在谷歌问题上发表有关互联网自由的讲话，[20]批评中国；美国推迟作出对台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但仍宣布了价值60多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21]2月，奥巴马在白宫会见达赖喇嘛；3月，美国指责中国对天安舰事件的处理态度消极，担当了所谓朝鲜“恶行”的“保护伞”，[22]随后美韩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更导致中美分歧的加剧；5月，美国在联合国推动对伊朗的严厉制裁，认为中国从中阻挠，迫使美国不得不弱化制裁的内容；[23]2010年上半年，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屡次对中国施压，希望人民币升值。

中美之间的上述紧张态势引发了双方的关注，中美均意识到了稳定关系的重要性，曾尝试修补双边关系，包括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于2010年3月访问中国，胡锦涛主席于同年4月参加美国倡导的核安全峰会并会晤奥巴马总统，中美首脑在多伦多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等，但中美关系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调整迹象。

2010年7月23日，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后会见记者，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强调在南海实行“航行自由”、维护“国际法”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敦促中国与相关各方达成南海行为准则。[24]如果说奥巴马执政初期的亚洲政策以中美关系为中心的话，现在美国正对其亚洲政策做出明显的调整。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尼克松中心的讲话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调整的核心内容：一是以传统的五个条约盟友为核心；二是与本地区的新兴力量建立联系，包括中国、印度、印尼和其他国家；三是建设多边机制。斯坦伯格称，这是探讨中美关系机遇与挑战的基本背景。[25]自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重回现实主义，“两面下注”的战略重新成为中美关系的基本面，美国高调重返亚洲成为观察中美关系的基本背景。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一个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奥巴马政府最初的中国问题团队的多名政府官员相继离任。2011年3月30日，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最具影响力的斯坦伯格副国务卿宣布离任，[26]中东、南亚和俄罗斯问题专家伯恩斯取而代之。随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贝德宣布离任，取代他的是日本和韩国问题专家拉塞尔。4月，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离任，原商务部部长骆家辉移任驻华大使；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格里格森也离任，取代他的是利伯特。同期，格里格森的主要助手、精通中国问题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米德伟也离开五角大楼，被任命为缅甸特使。[27]自此，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由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协调，而多尼隆并不熟悉中国问题。坎贝尔和拉塞尔成为在对华政策上的重要声音，二人都更为强调美国亚洲政策中美日、美韩同盟的重要性，而不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主管官员的变化意味着中美关系将受到许多不熟悉中国问题或不重视中美关系的官员的影响，而这势必显著影响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28]

美国在降低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同时，着力加强同中国周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29]在政治上，美国高调宣示其“太平洋国家”的身份和定位，频繁派出政府高官访问亚太各国。截至2012年5月，克林顿国务卿已经访问过96个国家，共计有320天在访问途中，飞行里程高达77.8万英里，[30]其中对亚太国家的访问占了很大的比例。奥巴马总统也曾数次访问亚洲，国防部长盖茨则访问亚洲10余次。这些访问凸显了亚太国家在美国政治议程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亚洲多边机制——无论是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还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美国官员访问了以前从不造访的蒙古和太平洋岛国等，还积极改善同缅甸的关系。与此同时，美国致力于强化与传统条约盟国的关系，努力加强与伙伴国家的关系，积极创设或加强新的多边协调机制，包括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和其他三边关系，尝试“建造一个美国深度参与的、协调性更强的地区结构”。[31]美国并非简单地参与到这些地区安排中来，而是要主导这些地区结构，直言不讳地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在经济领域，美国强调亚太地区是增加国内就业、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关键，为此推动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的批准，增加对东盟国家的投资，并着力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