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适应or防范？

（原题：美国对华战略的“威尔逊时刻”）

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走过的历程类似于乔治·沃克·布什执政的第一年，不过颠倒了顺序：一个是“高开低走”，一个是“低开高走”。布什竞选期间曾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当选后又发布协防台湾的言论，加之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和美国对台军售，曾经令人极为担忧中美关系的走向。然而，到布什任期结束的时候，他最大的外交遗产之一却是维持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奥巴马执政第一年，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凯歌高奏，令人充满期待。然而，到奥巴马四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中美关系的战略互疑增加，[1]两国国内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也随之上升。中美似乎在过去四年中进入了一个战略漂流期。本文将简要回顾过去四年来奥巴马政府对华外交、安全战略的变化，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前景。

美国对华战略的“威尔逊时刻”

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基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奥巴马入主白宫到2010年上半年，是奥巴马政府有意识地定位中美战略关系、期待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的时期；2010年下半年至今，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逐渐从属于美国的“重返亚洲”或者“再平衡”战略，重新回归对华“两面下注”的战略，并且溢于言表。

奥巴马就任总统时，美国的反恐战争已经进行数年，地区防扩散挑战日益严峻，美国陷入次贷危机。因此，他执政之初的当务之急是拯救经济，调整反恐战争的战略和策略，以挽回软实力受损的局面，并构建更广泛的“联盟”来应对地区防扩散挑战。在奥巴马的对外政策日程上，中美关系显然是核心内容之一。从奥巴马执政第一年的对华政策来看，美国显然致力于“口头上”尝试定位中美关系。

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刻意经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奥巴马执政之初，中美关系就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两国关系没有经历磨合期。冷战结束后，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布什都在就任后经历了中美关系的磨合过程，克林顿总统将中国人权问题与最惠国贸易待遇挂钩，布什总统则发表协防台湾的言论和对台售武。奥巴马执政后避免了这一点，特别是避免了发生在南海的“无瑕号”事件的升级发酵。

第二，虽然希拉里·克林顿主政国务院，但美国决策部门中的中国问题团队阵容强大，多由中国问题专家组成。这体现了奥巴马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通常情况下，负责中国政策的三位关键人物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政策资深主任、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奥巴马执政初期，担任这三个职务的分别是贝德、坎贝尔和格里格森。[2]贝德外交履历丰富，且多与中国事务相关，曾数次任职台湾、香港和北京，担任过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参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坎贝尔曾经担任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也曾任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亚洲问题上，坎贝尔倾向于重视美日关系而非中美关系，但他的上司、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的存在限制了他的作为空间，因为斯坦伯格曾任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谙熟外交事务。[3]格里格森亦曾深度接触亚太安全事务，曾在负责政策的副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亚太事务主任，并出任过中央情报局长的军事事务执行助理。另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洪博培。此人是摩门教徒，曾经在台湾传道，也曾在美国政府从事与对华政策有关的工作，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至于内阁成员，任职商务部的骆家辉和任职能源部的朱棣文都是美籍华人。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政策团队，而且其成员在中美关系上拥有基本共识。

第三，奥巴马政府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避免采取刺激中国、影响中美关系的策略。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后，将首次出访活动安排在亚洲，彰显了美国对亚洲国家的重视。希拉里·克林顿向来在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上直言不讳。1995年来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她曾大肆批评中国人权；美国大选期间，她也多次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并呼吁布什总统不要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然而此次访问期间，她降低了身段。她在谈到人权问题时表示，美国仍然会在西藏、台湾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但她不希望这些施压影响到中美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和安全危机。[4]在对台军售和会见达赖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克制。布什总统入主白宫后即宣布了大宗对台军售计划，但希拉里·克林顿出访亚洲期间则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会发生转变。[5]这意味着美国将延续布什第二任期内与中国达成的共识，反对台独势力挑战现状。此外，奥巴马政府还避免在访华之前会见达赖，并努力说服达赖接受这个安排。[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