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适应or防范？（6）

中美战略不稳定的前景？

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对华政策将走向何方？多数美国学者认为其政策的延续性将大于变化，不少官员甚至对当前的对华战略自鸣得意，认为重拳反击(counterpunching)战略不仅有利于改善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关系，而且能够有效地防范中国对美国亚太战略空间的挤压和主导地位的挑战。然而，美国这种部分“适应”中国崛起、部分“防范”中国挑战的战略不仅包含如前所述的诸般内在矛盾和冲突，而且蕴含着损害中美战略稳定的巨大风险。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已经毒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民意基础正在动摇。虽然中美高层互动频密，官方交流渠道畅通，虽然美国一再重申重返亚太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考虑，但两国学界研究和媒体评论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悲观论调不是在降低而是在上升。对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上升，美国已经出现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视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在军事安全领域，而且包括经贸和意识形态等挑战。膨胀的“中国威胁论”不仅唱和了美国战略重返亚太的大背景，而且突出了中美利益冲突的一面，“防范”有可能成为对华政策的主调。同样，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具有明确针对性的外交、政治、经济和军事动作，更多中国学者认为随着美国淡出反恐战争，缺少敌人的美国正致力于遏阻中国崛起，而非致力于促进中美战略稳定。

中美在亚太地区面临危机的几率上升。奥巴马政府新亚太政策的如意算盘是：一方面安抚盟友，消除其对华“焦虑”和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另一方面约束盟友的外交和军事行为，防止在涉及与中国利益冲突的领域走得太远，“误用”或者“放大”美国的“有限承诺”，伤害美国利益。美国既希望其盟友保持与中国关系的适度紧张，又要竭力避免局势失控，这似乎是“鱼”与“熊掌”得兼的艰难任务。美国与其盟友的利益并不完全重叠，在某些对华政策上其利益甚至显著冲突。美国能否有效地平衡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安全利益，能否实现对盟友的精细管理与约束？未来的形势发展未必乐观，因为此种形势下，驱动中美关系变化或者调整的未必是美国或者中国，而可能是与美国利益部分重叠、与中国利益根本冲突的中国周边国家。在中菲黄岩岛领土争议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受了挑战，并比较幸运地防止了局势失控，未来在中日钓鱼岛争议问题上，美国是否还能有效约束日本而不是给日本提供错误信号，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结论。未来同样的麻烦还有可能出现在南海领土争议问题上。

中美在双边议题上也潜含危机。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展，新型武器系统的研发和试验，美国对中国的海上和空中抵近侦察有增无减，中国持续的反对和抗议并没有促动这个问题的解决。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引起了中国的激烈反对。另外，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中国将逐步走出“近海”，中美两国海军在海上“不期而遇”的几率亦相应增加，而双方对于如何管理两国海军的互动并无共识。过去十余年间，中美已经遭遇EP-3南海撞机、“无瑕号”事件，所幸两次危机均在中美良性合作的大背景下得以合理解决，未来此种危机再次出现的可能并没有减少，反而可能增加。不仅如此，奥巴马总统刚进入第二任期，已经有美国议员高调宣布要推动对台大宗军售，这将挑动中美之间最敏感的议题。随着中美各自国民心态的变化，以及中美相对实力的消长，美国既往处理对台军售问题的政策在将来未必还行得通。美国在中国人权、民主、网络、新疆和西藏问题上的居高临下姿态同样更容易引发中国更激烈的反应。

双边关系可能潜含诸多直接和间接危机，而未来的危机管理难度已经显著增加。导致危机管理难度增加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一是双方国民心态的显著变化，这不仅包括美国日益增强的对华“防御”心态，还包括中国渐增的对美“自信”。虽然审慎和妥协是国际政治的美德，但国民心态的显著变化将使得中美决策层腾挪空间受限。其二，互联网让影响决策的民意获得了新的释放渠道，并有能力放大其政策影响。互联网的普及理论上让每个人都拥有了获取即时信息的渠道，微博等社交媒体则为表达诉求、传递情绪的意愿“插上了翅膀”，而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则是“网民”热议且具有相当政治正确性的话题。无论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中国，网络培育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外交决策因素，而它让危机管理的难度大大增加。

当然，在看到中美未来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还应意识到两国同样面临着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的重大机遇。当前的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节点，中美已经具备了建立战略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两国意识形态对抗的可能性极小；容易诱发中美对抗的台湾问题也因为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而大为改观；中美之间建立的90多个政府间对话机制也有助于缓解两国面临的各种分歧。中美建交30多年来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此即“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互信则进，猜忌则退。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遏制好，伙伴比对手好。”[51]美国也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没有几个外交和经济问题能够得到顺利解决。[52]

建立中美战略稳定需要美国做出重大努力。如前所述，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漂流导致诸多内在矛盾和风险，如不善加管理和调整，中美滑向非蓄意对抗的风险并非没有可能。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曾经提出的“战略再保证”、官方政策报告提出的“维持战略稳定”等概念未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调，也许现在是美国认真思考如何构建或者重建中美战略稳定的时候了。2012年11月中旬，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隆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演讲中称，“处理好中美关系是一项长期的努力”，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稳定而具有建设性的”关系。[53]事关中美关系的表态固然重要，但更需要实际行动的支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以往美国在中美关系上只要求中国照顾其利益关切，而不试图照顾中国利益关切的互动模式可能已经成为历史。美国需要在诸多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关切的领域让渡空间，妥善解决双方的利益诉求，包括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互动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应该在战略军事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即两国的军备竞赛和潜在的军事对抗只会造成双输的结果。冷战时期，美苏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才真正意识到维持双边关系稳定的重要性，当前中美之间的互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中美不需要也不应该通过一场危机来证实战略稳定的重要性。当然，中美之间的战略猜忌和疑虑非短期内能够解决，战略互信非短期内能够达成，但这不应该妨碍两国拓展在政治上不太敏感而中美利益重叠较多领域的合作，包括打击恐怖主义、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护航道安全、海上搜救、人道主义救援等，通过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来增进了解，累积互信，培育共识。惟其如此，“稳定而具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才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