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如何利用权力中心转移的历史趋势？ （3）

三、中国如何应对世界中心转移？

中国崛起是21世纪世界中心转移的核心动力，然而这个转移过程也给中国的崛起带来巨大的体系压力和不确定性。崛起困境的原理是，崛起国崛起速度越快，国际体系的反弹压力也越大。[38]西方学界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从担心中国的物质力量增长向担心中华文明挑战西方文明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39]许多西方学者已开始研究这个问题。[40]中国如何克服体系压力并实现最终的崛起，这既是一个策略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

(一)中国需要关注自身实力地位与政策的一致性

在21世纪世界中心转移的过程中，中国是个崛起国，而且现在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世界第二大国。中国目前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种做法符合“韬光养晦”政策的原则，但也使中国面临着不断上升的“中国责任论”压力。这一压力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他们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41]而且也来自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而且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希望中国能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国的地位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这两者之间形成了矛盾；做负责任大国的政策目标与“不当头”的原则形成矛盾；不干涉他国内政与主张国际正义形成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将有利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高，也有助于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方向变化。

(二)中国需要关注战略关系在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作用

国际格局由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构成要素决定。目前，大国实力对比是有利于中国崛起的，但是大国战略关系却对中国崛起不利。美国虽然处于物质实力增长缓慢的状况，但美国仍是世界上拥有最多盟友的国家(至少有50个以上的盟友)。相比之下，中国由于采取不结盟政策，因此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盟友。缺乏盟友已经成为中国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时所面临的不利条件。奥马巴政府执政后，采取了“巧实力”外交，[42]即扩大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使美国的大国战略合作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加强。[43]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能调整其不结盟政策，可以有效地增加战略合作者的数量，从而有助于国际格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更快地转变。相反，如果中国的战略友好关系得不到有效改善，国际格局的转变就会相对缓慢。

(三)中国需要关注建立新的国际规范

自由主义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居绝对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促进新型国际规范形成的空间。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规范，这种建议得到了相当一些国家的支持。国际规范的质变需要以思想观念的重大转变为基础。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和民主，这是现行国际规范的最主要的思想基础。然而，这种思想并非没有超越的空间。在中国“礼、仁、义”的传统思想基础上，中国可以提出以公平、文明和道义为原则的新型国际规范。当然，如果我们要向世界推广一种新型的价值观，首先需要在国内进行自我实践。一种本国不实践的社会规范是难以推向国际社会的。笔者以为，只有中国崛起带来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方面的改变，才可能促成国际体系的转变。

世界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的问题，会随着中国崛起的加速而引起学界的更多关注。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发展。中国学者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是有可能发展出新的体系理论的。

注释：

[1]《阿报文章：2011年：世界处在十字路口》，新华网，2011年1月22日，。

[2]熊欣、李木子：《全球经济决策权力中心转移不可避免》，和讯网，2010年9月8日，。

[3]《中国外长不认同“世界权力重心东移论”》，中国新闻网，2010年7月31日，。

[4]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武源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4页。

[5]参见E. E. 里奇：《全欧洲关心扩张》，载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J. H. 帕里：《欧洲以外地区殖民地的扩张和国际的抗衡》，载R. B. 沃纳姆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方连庆、王炳元、刘金质主编：《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7]参见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欧洲”词条，。

[8]。

[9]广义的“东方”称谓是一个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文化概念，它是以西欧主要国家通向亚洲的海上路径为基点，对欧洲以东广大地区的统称。“东方”的提法大约形成于欧洲殖民国家对外扩张的早期，盛行于19世纪。后因所涉及地区过于辽阔，西欧国家便进一步按照与它们地理距离的远近，将“东方”概念分割为“近东”(东欧、土耳其)、“中东”(阿拉伯地区、中亚)和“远东”(东亚)。

[10]巴里·布赞：《人、国家与恐惧——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议程》，闫健、李剑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11]阎学通：《伦敦奥运暴露中国崛起困境》，环球网，2012年8月14日，。

[12]《李显龙：中国不知道别国眼中自己多强大》，观察者，2012年9月3日，。

[13]参见Nicola Di Cosmo, 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对此，权力转移、霸权更替和霸权周期等理论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参见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23-54；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参见Michael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Peace, Democracy, and Free Marke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2;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 34；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108、112页；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王振西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1页。

[16]参见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第24～29页。

[17]Mark Leonard, What Does China Think?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8.

[18]中译本参见文正仁：《中国崛起大战略——与中国知识精英的深层对话》，李春福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19]赵广成、付瑞红：《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析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8期，第32页。

[20]依据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五服体系是以周天子的王城为中心向外延伸的一个有中心和边缘的国际体系。王城周围五百里为甸服，种王田为天子提供粮食。向外五百里为侯服，提供劳役和边疆保卫。再向外两千五百里为宾服，宾服的诸侯国为中原国家。宾服地区每五百里为一圻，次序是侯圻、甸圻、男圻、采圻和卫圻，推行文化教育和提供军事支持。再向外的地区有要服和荒服两个地区，每个地区为一千里。要服与荒服与王城的地理距离是相同还是有远近之别不清楚。要服地区按次序分为蛮服和夷服两个地区，各有五百里，部族实行大体相似的政令但可减少赋税。荒服地区按次序分为镇服和蕃服两个地区，各有五百里，部落的制度规范从简，人员可自由迁徙。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

[21]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刘德斌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1页。

[22]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5～37页；林利民：《G20崛起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起点——仅仅是起点！》，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第36～38页；刘鸣等：《转型中的国际体系：中国与各主要力量的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第18～31页。

[23]何曜：《当代国际体系与中国的战略选择》，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编：《国际环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时事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24]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Chap. 3.

[25]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页。

[26]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7]陈启懋：《国际体系的中国国际定位的历史性变化》，载徐敦信主编：《世界大势与和谐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5页。

[28]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7、45页。

[29]参见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24页；以及乔治·萨拜因、许派德为该书撰写的英译者序，第20页。

[30]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24～25页。

[31]杨成绪：《中国与国际体系》，载徐敦信主编：《世界大势与中国和平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4～55页。

[32]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89页。

[33]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载《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第14版。

[34]朱立群等：《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3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36]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Press, 2011.

[37]赵可金、彭萍萍：《中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3期，第22～26页；高飞：《加强软实力建设——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4期，第37～40页；门洪华：《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上)》，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15～26页；陈玉刚：《试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构建》，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36～59页。

[38]孙学峰：《战略选择与大国崛起成败》，载阎学通、孙学峰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9页。

[39]阎学通：《西方人看中国的崛起》，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9期，第36～45页。

[40]Zhang Yongjin and Barry Buzan, "The tributary System as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 No. 1, Spring 2012, p. 5.

[41]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Deputy Secretary State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September 21, 2005, .

[42]“巧实力”一词最早由苏珊尼·诺瑟于2004年提出。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小约瑟夫·奈共同发表了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美国应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以恢复其国际影响力。参见Suzanne Nossel, "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pp. 131-142;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Jr. Nye,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Report fo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Washington, D. C., 2007, 。

[43]参见唐彦林：《奥巴马政府“巧实力”外交政策评析》，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第92～107页。

(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