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失地农民面临四大难题（4）

其次，应推动传统乡土文化与城市社区文化之间的融合。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生成了厚重的乡土文化，传统的乡土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它饱含许多现代文明的基因。例如，就现代社会在制度和规则层面而言，有两大基本支撑要件，一是产权关系及其与之配套的法律体系；二是诚信体系。传统乡土文化在这两方面都有着足够丰富的内涵和较为完备的规则。在新的社区建设上，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发展城市文化的经验，如大力发育各类社会组织、社区组织等；另一方面要吸收传统乡土文化的精华和养分，如熟人社区诚信体系的构建等，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文化。在具体工作中，应充分发动各类群团组织及协会组织，引导他们开展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以规范行为，陶冶情操，增进互信等，从而实现文化的升华。

再次，基层组织应在职能上实现从服务村庄向服务社区的转变。从村庄到社区，工作对象、工作内容发生了改变，工作理念、工作方法应随之改变。一应借鉴中国历史上“改土归流，土流并用”的办法，改变过去只从本地选用基层干部的做法，在新的社区建设中适当吸收一些有城市社区管理经验的外地干部参与管理；二应在具体工作中，实现从管理村庄向管理社区的转变，从服务熟人社会向服务生人社会的转变，从适应慢生活向呼应快节奏的转变；三应在舆论上引导社会克服歧视心态，给失地农民以应有的尊重和理解。

后顾之忧问题

农民之与土地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之与大地，须臾不可分离。农民失去土地，后顾茫茫，忧心重重，当属必然。

担忧之一，有限的补偿款花完了怎么办？和日本的“全面补偿”、美国的“合理补偿”、德国的“相当补偿”、巴西的“公平补偿”不同，中国的征地补偿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象征性补偿”，基本上都是按征用地的原用途予以补偿，没有考虑土地经营者使用权权益增值，标准过低，有的地方甚至以“零地价”出让土地，“政府请客，百姓买单”。在本不合理的征地补偿费中，国家和集体又截留了70%以上，真正落到农民手中的各种补偿，有专家测算仅占10%左右，按目前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维持2年多的生活。有限的补偿费花光之后，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又身无长技，如何生存？

担忧之二，社会保障什么时候才能享受到市民待遇？由于我国城乡社保制度存在很大差异，作为由村民向市民过渡的失地农民，社保状况自然很不理想。据对失地农民抽样调查，当问及他们在社保方面最担心的是什么时，他们回答医疗和养老。即便享受了社保，一些地方失地农民与当地市民“同城”却不“同保”。比如医疗，失地农民的医保卡只能在社区使用，而市民可在全市通用。比如养老保险，市民有70岁的高龄卡，坐公交、逛公园都可免费；80岁老人有高龄补贴，失地农民则享受不到这些待遇。比如低保，有些地方不能做到应保尽保，失地农民的低保受“指标”限制，因为多一份低保，地方财政就多一份开支，失地农民需等待有了指标才能享受。

担忧之三，子女长大怎么办？首先是子女教育问题，从农村的学校突然转到城里的学校，课程进度不同步，学习节奏不合拍。而且，受二元城乡文化的影响，城里同学往往瞧不起乡下同学，有的学校干脆将“回迁”的学生单独设班，以区别城里的“贵族血统”。失地农民的子女幼小的心灵就要承受被受歧视的压力。另外，非义务阶段高昂的学费，失地农民难以负担，子女大多读了初中就外出打工，素质普遍低下，工资待遇难以提高，生活状况难以改变，穷二代很可能传导为穷三代，恶性循环。即使考上了大学，更难以承受每年过万的学费，往往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就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判决书。他们担忧贫困的代际传递何日是尽头。其次是住房问题。孩子小的时候，与自己住在一起，房子凑合，孩子大了，要结婚成家另立门户，需重新买一套。有专家测算，城里的房价，如果按种地收入需要从唐代种到现在，按普通的务工收入，也得从清朝干到现在。天价房使他们为子女“住有所居”的未来担忧。

千方百计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理应提升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