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观（2）

二、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前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直倡导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长冈乡调查》等10多个农村调查，涉及中央苏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土地历史、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宗祠族权、家庭伦理、风土民情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依据。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6］(P8)可见，“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已初步形成。”［7］(P231)1931年4月2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起草并签发《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强调：“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样表述得就更加完整了。

第二，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与党的群众路线紧密联系。1933年11月，毛泽东先后到兴国长冈乡和上杭才溪乡，就如何开展乡苏工作，改善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作了调查。他认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 斗争。”［6］(P308)因此，他强调：“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只要这样做了，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成为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1］( P139)第三，倡导“群众化、实际化”的工作作风。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苏区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十分注重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要依据民意，不断改进群众工作，确立了“群众化、实际化”的工作方式，实行“常委会制度”、“值日代表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等，规定乡政府干部每天除1名值班外，其余都下乡检查工作，了解情况。村负责人则直接从群众中选举产生，自带干粮去办公。由于注重调查研究，不仅干群关系融洽，而且党群关系密切。

三、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关键：密切党群关系，弘扬苏区干部好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分田地，夜走山路访贫农。”［8］(P148)可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关心群众，执政为民； 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模范带头，争创第一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重要内涵。第一，密切联系群众是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本质和真谛。1932年，毛泽东带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和群众一起修起了“红军桥”。“张闻天带头参加礼拜六义务劳动，他同大家一道在红军家属地里锄草、种菜、挑水。”［9］(P77)蔡畅“下乡调查研究，先不摆开场面听汇报，作指示，而是笑眯眯地帮助群众干活，边干边谈，听到重要的问题时掏出小本记上。妇女们把她当作亲姐妹”。［10］( P261)

第二，苏区干部模范带头。兴国是苏区模范县，毛泽东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1］(P140)兴国县首先倡导干部“十带头”，要成为“四模范”，在兴国县“争创第一等工作”的带动下，整个苏区各项工作成效显著。湘鄂赣苏区阳新县的干部也有像兴国干部那样的好作风。群众有歌赞誉苏区干部：吃的金丝汤(红薯丝)，睡的金丝床(稻草)。穿的金丝鞋(草鞋)，打的胜利仗；夸奖他们是联系群众，没有官架子的“提包政府”。毛泽东在1934年1月二苏大会上表扬道：“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1］(P140)

第三，苏区干部廉洁奉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苏区的廉政建设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严于律己，生活简朴。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至今保留着一册毛泽东照章交纳伙食费的账本。周恩来在苏区与群众一样，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司务长在为他炒的菜里偷偷多放了一点盐，周恩来发现后说：“一个共产党员无论职务多高，他都应该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只有为人民多做工作的义务，决没有向人民索取多一些享受的特权。”中央审计委员会在1934年9月发表的审计报告说：“只有苏维埃是当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11］

四、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基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首先，广泛地宣传群众。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3］(P79)为了更好的宣传群众，中央苏区创办了《斗争》、《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等34种报刊，组建了多种宣传机构。在宣传方式上，根据群众的特点，群众宣传采用了多种通俗的形式，如标语、传单、图画、演戏、歌谣、化妆讲演、讲解报纸等。中央苏区宣传工作的群众化、通俗化，达到了唤起民众参加革命，巩固苏维埃政权的目的。

其次，深入动员群众。对群众的动员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张闻天指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通俗化、大众化，党的宣传员要尽量利用图画、唱歌、戏剧等易为群众接受、喜闻乐见的方法。“到群众中去学习群众日常所用的白话，用这种白话来写他们的传单……只有利用一切这些活泼的、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我们才能把我们的政治影响传达到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兵营中的广大群众中去，我们才能用更多的方法来动员群众。”［12］(P16)苏区各单位、乡村普遍建立了列宁室、俱乐部，主要以政治动员为中心工作，构成了遍布苏区的群众动员工作网络。“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4］(P355)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称赞：“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销公债不过一例”。［3］(P304)

再次，全面地组织群众。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高度重视群众组织的建设，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建设群团组织。苏区的群团组织主要有工会、贫农团、青年团、赤卫队、少先队、儿童团、互济会、女工农妇代表会等，构建了群众工作的网络，形成了苏区群团建设的独特模式，显示出中国共产党苏区时期群众工作的巨大组织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