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3)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3)

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总量危机”风险,却只能限制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不可能完全消除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因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水闸机制”的要素供给控制,也取决于“地区均衡”、“产业升级”和“城市化”等三个方面的总需求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就是把现在7亿以上的农民变成7千万以下的农民(美国现在的农区和农业人口只占3亿人口的2%和不到1%)。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中国近年40%左右的高投资率还可能持续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重要的是,在人均GDP处于低水平的情况下,“水闸机制”能够以牺牲一定程度的结构效率为代价,去抵消可能出现的“短期经济总量危机”。中国经济的“人均GDP水池”还非常浅,一个强大的“水闸机制”完全能够保持水位的稳步增长,尽管这个水池存在着严重分割的结构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素供给控制和总需求推动的背后,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力量在起支配作用。按最终使用角度的“支出法”计算的GDP,包括个人消费、投资支出、政府购买和净出口,中国政府能在较大的程度上推动投资支出和政府购买(中国一般按生产法兼收入法计算GDP)。2012年,中国的GDP是52万亿元,从此算起,6%的经济增长率就能实现2020年“国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没有可能。

总之,“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将由于“行政控制”、“产权控制”和“身份控制”而无法根除,而“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则完全能够被中国政府的要素供给控制和总需求推动力量所化解。未来10年,即便种种内外风险可能导致一次意外的经济衰退,传说中的所谓“经济崩溃”也不可能发生。其实,常态性的结构危机并不比一般性的经济危机更少一些灾难,慢性的结构危机,完全有可能比急性的经济危机更加深刻和痛苦。

3,“金融垄断”与“危机置换”

实物经济的背后是金融经济和制度经济。户口管不住有钱而不在乎户口好处的人,用钱和用地的管制却因此而显得更加重要。所以,中国经济的“以总量牺牲结构”和“要素供给控制”,其最大的要点就是“金融垄断”和“地权垄断”。中国的“金融垄断”,是政府对货币发行、外汇兑换及汇率、金融实体、存贷款及其利率的综合垄断;中国的“地权垄断”,是集体土地没有完整产权、集体土地必须在国家征用之后才能进入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金融垄断”及其背后的强大政治力量决定了“危机置换”,决定了经济中的“总量危机”如何被置换成“结构危机”,决定了“产权控制”、“身份权利”和“政绩冲动”如何得到一种“总量的落实”。

让我们从货币发行、外汇兑换及汇率、存贷款及其利率等方面说起。2013年3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是103.61万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约为美国的1.5倍,成为世界第一货币量发行大国;M2与GDP的比例达到2,远超过日本的1和美国的0.7。狭义货币(M1)余额31.12万亿元,流通货币(M0)余额5.57万亿元,外汇储备余额为3.44万亿美元。从1978年到2009年,中国的GDP只是原来的92倍,可货币规模却高达原来的705倍,远远突破了“1元增长值对应1元货币新供给”的货币学基本原理,其结果当然是物价的飞涨。

当近来的物价被控制在较低水平时,结构性的问题就转移到房子和收藏品等方面物价的疯涨上,“以家为命”的中国文化也推动着购房热潮的持续,形成了房价“越压越涨”的奇观。1987年,全国商品房平均单价仅408元/㎡,到了2012年则达到5791元/㎡,上涨13.19倍,平均每年上涨10.87%。从2003年开始,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控制价格政策多达43个,可在这十年间,中国城镇住宅价格年均涨幅依然高达16.1%,远远超过了GDP的年均增长。一般来说,可承受的“房价收入比”(住宅套价的中间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间值)在4倍左右,可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超过了6倍,其中北京、沈阳、贵阳、南京、广州、大连和西安的比率甚至都超过了20倍。中国人的“灰色收入”、“大城市情结”和中国城市的“连续投资增值效应”支撑着不可思议的“房价收入比”。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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