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4）

“地权垄断”当然也扮演了重要的作用。2003年至2012年，房地产平均售价涨幅为143%，而土地价格竟然上涨了492%，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和“土地信贷”可谓“名利双收”。地方“土地财政”和“土地信贷”的背后，当然是国家“金融垄断”和“地权垄断”的持续保证、地方的“政绩冲动”以及1994年税制改革导致的“中央财权集中”。2012年，房地产业缴税1.1万亿元，政府土地收入28517亿元，银行获8400亿元利息，政府与银行从房地产获利47917亿元，占6.4万亿元全年房地产销售额的75%。如此的“钢性成本”，可见涨出来的房价都到哪去了，更可见房价为什么跌不下来。这个趋势当然还在继续，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的估计，2013年1-6月份，全国306个城市共交易土地15493宗，土地出让金达11305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上涨60%；其中一线城市上半年土地交易地块514宗，土地出让金高达1829亿元，比去年同期疯涨315%；万科、保利、龙湖、恒大等全国标杆企业共计获取108宗，土地出让金74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35%。

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在调控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仍占总投资的20%左右，占银行信贷的30%左右，房地产业占GDP比重接近10%（美国的占10%以上）。按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每100亿元的房地产投资，可以带动上下游30多个关联产业的产出286亿元，其中房地产业自身10.98亿元。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业既是超发货币的“吸纳点”，又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从目前的“住房成套率”和“住房存量值”看，在最好的情况下，房价控制只能实现房价的“高位震荡”而不是“持续上涨”，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住房的“刚性需求”在未来10年后的逐渐消失。简单地说，中国的“房市危机”不是跌价而是涨价的危机，地方财政的结构失衡、中国人的家庭观、城市观以及农村人口的结构转移，共同导致了房市的“涨价危机”。

按照现行的外汇管制政策，企业可以将经常项目下的贸易所得外汇卖给银行，也可以开立外汇账户，个人用汇方面的限制也基本放开，但是，资本和金融40个项目中只有5个项目完全可兑换。由于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限制，中国政府为了兑换贸易顺差得来的外币，就要投入大量人民币，形成了所谓的“外汇占款”。从2002年末到2013年，“外汇占款”由2.2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增长了13倍，由此也推动了广义货币量的增长。2002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不断扩大，“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的实施（“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将试点），也为国内外“证券资本”的进出建立了渠道。但是，投资规模的限制和管理，为国内外的金融市场筑起了一道“防火墙”，成为外资无法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兴风作浪、或者把国际金融风险传递到中国的主要原因。

当然，“金融垄断”最重要的还是“金融实体、存贷款及其利率的控制”。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特点是国有机构的超大规模，以及非国有机构的政府背景和严格监管。结果，80%左右的银行贷款都流向了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占GDP6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只获得的银行贷款的20%左右。人口众多的中国人力对资本本来就已经有劣势，金融垄断进一步强化了资本的优势。贷款流向、存贷款及其利率的控制，结果就等于“用存款人的钱来补贴银行和国内外借款人”，这必然导致国内的“贷款拼抢”、“金融腐败”和“金融灰市场高风险创新” ，导致了“影子银行”和“地下钱庄”的兴起，也必然伴随着金融当局抽风式的数量紧缩监管。这些都是所谓的“利出一孔效应”，也是“高总量控制能力”和“结构危机常态化”的原因。

在发达国家，“影子银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主导、较少受监管的、高杠杆证券化的批发性融资活动。在中国，“影子银行”主要是商业银行主导、较少受监管的、低杠杆低证券化的零售性融资活动，如银行理财产品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类信贷产品（包括股票、期货、债券、同行拆借、贷款、租赁、抵押、典当、担保、承兑、保函、信用证等，期限转换或短债长贷是较普遍的做法），广义的“影子银行”也包括“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近年来，“影子银行”的规模急速扩大，有估计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在2013年已经接近或超过了GDP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