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2）

实际上，中国的金融资产在此期间一直在快速增长。由于中国股市的资产规模占整个金融资产的比例至今仍不足16%，故中国股市曾出现过的暴跌和低迷，仍不足以酿成整体的金融危机。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远超过其“投资功能”，正是由于企业机制、融资机制等方面的特殊性，中国股市的波动很少与经济增长同步，股市的危机其实恰恰是中国经济结构危机的一种表现。中国的股市是企业的“提款机”，“解禁”和“扩容”导致了股市的低迷；正如房市是地方政府的“提款机”，地权垄断和土地财政导致了房价的居高不下。

中国经济的结构危机一直存在于整个“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性质，仅仅是从一种“行政型计划经济”逐步转化成一种“行政型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行政型市场经济”中，一般商品的市场开放了，但中国政府对人力、资本、土地等基本生产要素，仍保留着强大的行政控制和产权控制；户口管理、金融管制、土地市场垄断等等，仍然是“举国体制”以权利和效率为代价去确保政治社会稳定的基本措施。

人们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看成经济危机的征兆，可实际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本身就是危机。是中国经济的“危机置换机制”使人们的常规思维出现盲点、陷入困境。

2，“危机置换”的运作原理

“持续的经济结构危机”之所以会取代“短期的经济总量危机”，原因在于行政控制本质上是一种“数量控制”和“配额控制”，不是一种“杠杆调节”和“价格调节”。“数量控制”以“产权控制”和“身份权利”为终极基础（包括银行产权、土地产权），并反过来强化“产权控制”和“身份权利”，由此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刚性。

“价格调节”是一种“拍卖机制”，不同的“身份权利”由此被“资产收入水平”所决定的不同“出价”所体现。市场经济中的“短期经济总量危机”就是由“资产收入水平”的波动所引起的，其背后是生产和信贷扩张与收入支付能力之间的不确定性。

而在中国的“行政型市场经济”中，一般商品的市场服从“拍卖机制”的“价格调节”，可制约一般商品生产的“人财地三要素”，却依然要服从行政审批的“数量控制”。在目前人均GDP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机会和创新空间对相应的生产要素有很大的需求，而生产要素的“数量控制”却有一种“产权控制”、“身份权利”和“政绩冲动”导致的“投入饥渴”和“短缺效应”；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扭曲的要素拼抢”，整体的要素市场“水闸机制”压倒了商品市场的“拍卖机制”。

要素市场“水闸机制”的水是随着“身份权利”而流的。这里的“身份”包括行政级别身份、特殊政策身份（地区、行业或项目的倾斜）、所有制身份、户口身份、特殊关系身份、变通身份，等等。其中，“特殊关系身份”是服从“拍卖机制”的“资产收入”，向服从“水闸机制”的“身份权利”的一种冲击，是以金钱向控制着权利的权力进行“腐败寻租”。“变通身份”是对体制的一种“挂靠身份”，也包括利用“体制身份”所进行的规避“数量控制”的运作（如国有商业银行利用代售“理财产品”把受准备金限制的存款转化为“表外非标资产”）。

如此，“水闸机制”就在三个方面与“拍卖机制”发生对接（中国经济因此是“行政型市场经济”），一是国内的一般商品市场，二是国际上的商品和资金需求，三是“特殊关系身份”和“变通身份”所造成的“灰市场”。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短期经济总量危机”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过高、外需萎缩、实体经济资金成本过高、灰市贷款坏账、银行短期周转失控等方面。其中，最不可控的是“外需萎缩”，但“外需萎缩”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冲击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依赖”能在多大的程度上限制外需总量的萎缩，二是中国的生产成本和汇率控制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利于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价格依赖”。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依存度”或出口与GDP之比，已经从2007年37%的最高点回落到2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