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危机？（5）

在金融垄断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一方面推高了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与中小企业的旺盛融资需求。中国目前还不存在一个金融保险制度，即使未来几年推出一个金融保险制度，国家银行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仍存在，所有风险最终都由政府信用来解决。“影子银行”至少有一部份会处于金融保险制度之外，国资、民资、外资的相互参股也使风险问题更加复杂化了，风险点也显然集中在房地产、地方投融资平台和中小企业上。但是，即便出现了“余额宝”之类的网络化零售创新，中国“影子银行”的风险仍然远远无法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那种风险相比，特别表现在杠杆率、证券化、批发性这三个方面（2007年单一个信用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规模就达到62万亿美元，4倍多于当时美国的GDP，到2012年其规模仍有25万亿美元，最疯狂的是高达80%“裸约”的存在，相当于“破产保险合约的彩票化”）。

中国“地下钱庄”的问题，已经在2012年通过设立“金融特区”而至少在温州得到了初步的解决。“温州十二条”绕开了“存贷款利率自由化”的禁区，把温州的民间资金引向合股村镇银行、合股贷款公司、合股投资企业、企业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等。这样，能够吸收存款的民间机构，将被迫通过提高资信和服务来进行存款业务竞争；而不愿接受低息存款的人，则能通过合股机构进行放贷和投资。“放贷投资合股化”是“温州金融特区”最重要的一环，它不仅通过温州本地“股息竞争产生的高股息压力”，绕过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全国存款市场的冲击，而且还通过温州本地“放贷竞争的低利息压力”，绕过了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高利贷法规的冲击。但是，即便有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金融自由化和全国范围的贷款利率松动（目前存在的“投资担保公司”基本都是灰色经营），中国金融自由化的全面铺开还很遥远，真正自由化了的金融风险只会使中国现在的金融风险相形见绌。

以上分析所能得到的结论是，“金融垄断”会自动产生出“投资饥渴”和“贷款拼抢”的“增长效应”，其前提包括中国的“地权控制”、“身份控制”、“地方政绩冲动”、家庭观、城市观和较低水平的人均GDP。在“金融垄断增长效应”的支配下，资产严重缩水和大银行倒闭的金融危机根本不可能发生。外汇管制使国际金融危机碰到“绝缘机制”而难以传人中国，产权和身份控制使国内结构危机碰到“隔舱机制”而难以全面扩散，中国经济的“总量危机”已经被“结构危机”所取代。

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1984－1986、1992－1994、2008－2010等三次大的信贷高潮，这三次信贷高潮都是由政府推动完成的，特别体现在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内投资上，并最终体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扩张上。“行政控制”和“金融垄断”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是政府的“财会部门”，银行的表面公司化根本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如果说，金融的自由证券化和风险的外部性扩散是金融失控的要害，那么，中国的金融垄断正好完全控制了金融证券化和风险的外部性扩散。有意思的是，政府投资在资金来源上也一直得到民间储蓄的支持。1978年政府财政收入1100亿，居民储蓄存款只有210亿；2012年政府财政收入达11.7万亿，但2013年5月居民储蓄存款竟高达44万亿。尽管居民收入的80%集中在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里，有支付能力的“内需”（包括“灰色内需”）依然可观。

总之，预测中国陷入经济危机的最大错误，是把中国经济的局部结构危机看成总体经济危机的征兆。中国经济的局部结构危机偏偏是常态，“国际绝缘，国内隔舱”使中国经济只会出现池塘里的危机而不是大海里的危机，这就像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溃散”在目前的政治格局下不足以形成“社会动乱”一样。

（本文作者著有《中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