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农民工市民化应有统一标准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新型城镇化应在政府引导下注重市场的力量。

人物简介：迟福林，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被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入选2009年“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他身在海南，放眼全国，多年来主持过多个改革热点课题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迟福林一直给予热情关注，近年来也提出了多个受到社会关注的观点，包括要明确人口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行动路线和时间表。

人口城镇化是发展转型的最大潜力

新京报：从去年以来，城镇化已经是社会各方关注的热门话题。说到城镇化，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迟福林：最主要还是如何实现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

新京报：为什么突出强调这个问题？

迟福林：主要基于两个担心：第一，在发展方式转变还不到位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搞不好就还是以工业发展为主，而人的城镇化严重滞后；第二点，人口城镇化是转型发展的最大潜力，但我也很担心，许多由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形成的问题，归咎到人口城镇化上，比如城市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原有的规模城镇化带来的，恰恰需要通过人口城镇化，需要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来解决的。

城镇化可以有多种方式

新京报：现在有一种很受关注的声音是依托城市群推进城镇化。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迟福林：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讲三句话，一是推进城镇化应该是多种方式的，毕竟我国的区域差异很大，很难说全国采用一种模式；二是要大力发展中小城镇，三是适度发展大中城市。

依托城市群是推进城镇化的一种路径选择，但不能取代其他方式。城市群发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不是原因。新型城镇化，包括城市群的发展，在政府引导下，应该注重市场的力量，不能简单依赖行政力量推动。

新京报：现在从社会各层面的观点来看，大家对城镇化的理解有没有区别？

迟福林：从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看，都已经体现出城镇化是一个大战略，是未来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中央层面的指导思想很清楚，人的城镇化是核心。但有的地方政府会把城镇化简单理解为拉动投资的措施，把城镇化理解偏了。这种情况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比较普遍。

农民工“市民化”应有统一标准

新京报：你曾表示，人的城镇化重在农民工市民化。在您看来，市民化的具体内涵应包括哪些？

迟福林：农民工市民化是人的城镇化主要标准之一。具体内涵要包括三点，首先要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农民工不能只是简单的城市劳动力，而是要成为市民。户籍制度改革后，身份要一样。其次，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在劳动力享受不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市民化后，住房、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水平要与原有市民实现同一水平。第三，农民工要融入城市中去，享受市民权利，增强市民意识。农民工要尽可能去融入社区活动，创造一个文化认同的环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