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农民工市民化应有统一标准（2）

新京报：为确保地方接纳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市民化是否应有统一标准？

迟福林：市民化要有统一标准，具体到不同地区落实标准的条件可以有所不同。基本标准全国要统一，首先是要成为市民，然后要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第三要有市民的权利。个别城市可以有附加标准。基于现实情况考虑，承载能力达到极限的大城市、一线城市在这方面可以分步实施，进程可以有所不同，但是不能再降低统一的基本标准。

户籍制度改革可分“三步走”

新京报：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户籍问题。户籍改革应该如何进行？

迟福林：户籍制度造成城乡二元分割，并造成城乡居民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享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我认为，可以分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例如，1至2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至5年内，除某些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5至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新京报：根据你的“三步走”建议，8年要解决户籍方面的问题，主要基于怎样的考虑？

迟福林：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是大方向，同时也已经有明显的急迫性，等不到10年、20年。80后、90后的农民工不会再愿意回到农村。如果要等到20年再去解决，到时可能付出的代价更大。中央政府需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国有资本要以公益性为目标

新京报：如何看待城镇化带给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迟福林：城镇化无疑会给企业提供重大发展机遇。首先，城镇化对消费将产生巨大拉动力，给服务业投资带来巨大商机。其次，从长远看，房地产也将从城镇化进程中受益。但问题是，要避免房地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重现，要把房地产价格稳定在一个合适的水平和增速，避免出现房价猛涨。第三，城镇化带来很多新的投资机会。城镇化中的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投资量巨大，企业投资应把短期目标和中长期战略相结合。新型城镇化不是不要工业化，而需要的是工业转型升级。

新京报：具体来讲，新型城镇化中，产业和企业发展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迟福林：第一，投资机会的转型，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实现消费投资的动态平衡。要加大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和供给能力。从文化产业看，现在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左右，预计2020年，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可以达到8%-10%，要实现这个目标累计投资将达到20万亿左右。第二，要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过去为做大总量，国有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公共产品短缺成为主要矛盾，国有资本应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例如央企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占比就过低。所以，国有资本要重点配置到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领域，在其他领域，尤其是竞争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留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国有资本要重点配置到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等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领域，在其他领域，尤其是竞争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留出更大的市场空间。

　　——迟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