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性平衡”如何可能（2）

以上几种战略之外，国际关系史家保罗·施罗德还提出过“超越”战略，即主动创设并扩展服务于本国利益的制度性安排，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增信释疑。“超越”与“制衡”构成明显的对立，后者笃信权势的积聚和攀比，因之增加了不安全感和冲突几率；前者则认为国家间良性互动能造就更稳定的发展环境，因为惩戒恶行终究只是消极措施。而“超越”与“搭车”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共存的，这需要驾车者的节制和忍耐，也需要志在超越的搭车者与驾车者在利益和责任的分享上达成一致。

从“搭车”到“驾车”

中国在去年的十八大报告和今年6月的习奥会谈中，公开提出要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类表述多少会让人联想到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区别在于：“三和路线”提出之际，苏联核力量居于劣势，缓和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当前中美关系不管多么微妙，终究不像1907年时的英德或1947年时的美苏那样已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依然希望通过接触及合作来影响对方的行为，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倾向。

对于继续把中国留在“车”上的必要性，美国政学两界并无太大异议。在2008年的一次访谈中，两位前国务卿斯考克罗夫特和布热津斯基不约而同地强调了把中国吸纳进国际体系的意义，并表示华盛顿愿意根据现实调整政策，自由主义国际体系也有足够的冗余度容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最近几个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博拉曼尼亚撰文指出，为了使全球化过程不致中断，美国应支持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中获得更大的权力，中国则要由开放经济体系的受益者转型为贡献者；“合作性平衡”这个术语的创造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大卫·兰普顿教授则指出，中美都应放弃对绝对优势的追求，尝试以合作方式来管理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危机，同时在非排他性基础上建设一体化的亚洲区域安全与经济机制，塑造一种相互依存、结构稳定的秩序。

可见，在中国由单纯的“搭车”到坐上“副座”、甚至把接过“缰绳”作为长期目标的过程中，中美之间形成某种“正和博弈”的前景是可期的。鉴于两国积聚和投射权势的方式迥异，双方在博弈时应遵照“实际”、“节制”、“联系”三原则，即重视“求同”多过“存异”，重视安全多过面子，重视不同利益区的灵活调整多过偏执于单一问题，重视每场谈判和交锋中的技术细节，不做好高骛远的表态。

由于利益分歧从来不是导致大国冲突的唯一因素，我们还须审视在1907年《克劳备忘录》和1946年凯南“长电报”中流露出的心理学动机，“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作为当下的自由领导者，同时也是1600年以来西方优势格局的继承者和受益人，美国是否有魄力接受同一个非西方大国分享权势的局面？

答案并非完全肯定。从18世纪的“美国例外主义”到20世纪的盎格鲁-萨克逊联合论，美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历程与它对自身种族特性、政治传统乃至生活方式的排他性张扬是紧密相连的。自19世纪末从英国手中接收西半球霸权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由此带来的傲慢可能使领导者不屑于以协调和节制的方式应对国际争端，而宁可用遏制和敌意来迎接潜在的挑战者。问题是，一个莽撞的新手固然可能落入对方的陷阱，但冲突的规模乃至国际权势结构因此受到的影响完全无法估计。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教训，时刻提醒着中美两国继续加强军事互信和防务方面的透明化：透明化是降低冲突系数、确保双方能以理性方式继续博弈的手段，毕竟战略“暴走”是无人乐见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