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性平衡”如何可能

过去的近5个世纪，世界领导权最重要的两次转移发生在“领导者-利益相关者”之间，而“霸权-竞争者”之间的博弈往往以竞争者的落败告终，如17~18世纪的法国和20世纪的德苏两强。即便今后美国有被中国超越的可能，也值得回忆下约瑟夫·奈教授3年前的一个提醒：“罗马在从权势巅峰跌落后，仍能保持其支配地位达300余年之久。”

对美国来说，放弃对绝对优势的追求，在增加战略互信和相互依存度的基础上与中国分享世界权势，是避免中美走向“预言自证式冲突”，利用中国护持和伸张既有世界体系的可行路径。奥巴马政府为此在新任期内对“再平衡”战略作出修正，美国一些学者也在今春提出“合作性平衡”（Balance Cooperative）或曰“大妥协”战略。中国是否接受和满足于这种渐进式的权势分享，又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将是接下来5到10年里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制衡、规避与搭车

中国学者时殷弘在1995年提出21世纪初我国对外战略的三种可能路径：其一为自助，即立足于强化自身的经济、军事实力，联合其他具有相同安全关切的国家，形成对霸权国的均势；其二为规避，即韬光养晦，努力化解外部威胁或暂时取骑墙姿态，求得行动自由；其三为搭车，即承认并利用既存的国际体系，以减少机动空间为代价换取对权势的分享。三种路径或可暂时并行，最终必择其一。

“自助”的目的是制衡，即缔造足以遏制强大对手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其风险在于，均势很难达成，也不稳定。不同于16~20世纪的欧洲历史，21世纪的美国以远程海上力量投送、柔性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为称霸手段，对大多数国家造成的压迫感远不及陆上强国来得直接。而且，美国借助自由主义体系把大部分中小国家变成了自己的利益关联方，中国在组建制衡联盟时将面临盟友稀缺的困境。是故，尽管自1991年起就有人断言欧洲、俄罗斯、中国甚至日本将联合起来抗衡美国，但这种情况从未真正出现。至于中俄联合，它并不足以扮演“战略对冲”的角色。历史上，大陆强国间联盟的脆弱程度和复杂性往往达到惊人的程度。而在后冷战时代，中俄在合作的同时，也在利用彼此作为筹码去争取对美关系中的主动。

“规避”战略有其历史性意义，但就中国当前实力和地区影响而言，已经不太适用。由于拥有海量人口、洲级资源规模以及近乎无限的工业潜力，中国不可能“选择”成为国际社会的小角色，更不可能永远闷声大发财。俾斯麦在1875年之后被迫主动出击、变不结盟政策为错综复杂的同盟体系，即是因为此际德国的人口、经济潜力与军事实力超过欧陆传统强国近一倍，再取低姿态已属徒劳。而19世纪后30年的德国与今日的中国同属半大陆性强国，与周边国家或存历史积怨、或有现实争端，它们崛起所引来的反作用力要远远大过英美这种“滨外岛”。即令北京继续韬光养晦，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安全顾虑也不可能消弭。

“搭车”指的是承认国际权势的等级结构，搭上强者的大车来换取保护和回报。作为这种机会主义战略的成本，搭车者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独立性和行动自由，有时甚至要把自己的防御力量削弱到不够充分的程度，以赢得霸权国的信任和善意。但搭车绝不等于依附，更不等于归顺或臣服，它是一种理性的投资行为，在经营得当的情况下，搭车者完全可能登堂入室，升格为驾车者。门罗主义在西半球的演化，就是一个经典范例：在1823年发出“欧洲列强应远离美洲事务”的警告时，美国的实力并不足以对列强的越界行为施加惩戒。它选择了搭英国之车，允许皇家海军在美洲保持长期存在，自己则有条不紊地拓展陆地疆域、建立工业基础。到19世纪末，英国因战略重心变更从美洲撤出时，华盛顿几乎是零成本接掌了本地区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