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政府需“适应”而非“统领”

（原题：社会建设之我见:趋势、挑战与契机）

中国经过了三十余年的经济大发展后，社会建设、社会发展的课题不可避免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成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及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领域，《社会》杂志就该主题组织笔谈，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我想就有关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和未来面临的挑战提出几个基本判断，以此来组织我的讨论，并将相应的政策性意义和思考穿插和蕴含在这些讨论之中。

一、基本判断之一：中国城镇化过程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

目前关于城镇化的许多讨论集中在经济领域，将城镇化看做是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的过程，或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我看来，城镇化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是一个引起深刻社会变革的过程，将会加速推进中国社会运行和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未来发展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几个大趋势来解读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

首先，城市本身的多元化发展。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城市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已经发生多年，至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在各个方面展开的线索：在人口构成上，除了传统城市居民外，郊区农民的城市居民化，农民工的流动人口，其他外地包括海外流动而来的就业人口等占到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在经济活跃的一些城市，外来人口接近甚至超过本地户籍人口。在组织制度上，虽然传统单位制在一些领域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脱离传统的单位制，这意味着城市居民大多置身于传统管理体制之外。而在城市生活中新出现的各类组织在形式上趋于扁平化、网络化、非正式化，与传统的正式组织中的权威关系迥然有别。在观念制度上，随着全球化过程和通讯技术发展，中国社会与其他文化发生着全方位的交流，一统的观念体制难以为继，而形形色色的利益共同体、共识社区以不同形式在城市的不同领域中大量出现。所有这些趋势都意味着，传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组织内外的权威关系以及民众对权威的认同和顺从正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化。

其次，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过程不仅仅是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从农业生产领域转到城市就业领域，而且意味着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制度的转型。在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中，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乡土社会，农村宗法制度和乡邻互助的社会关系提供了维系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缓慢延续的基础。农业社会的分散居住、村自为政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风尚习俗、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积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封闭性、局部性、本土性。在传统的“政不下县”的国家治理模式中，中国农村在很大程度上自为而治，借用历史学家杜赞奇的概念来说，即由各种宗法关系和社会群体间稳定的关系搭建起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和解决内部问题的能力。正是在这些基层社会的文化网络中蕴藏着中国社会与国家运行的深层密码。虽然国家政权在当代社会的延伸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制度。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１９５８－１９７６年期间的集体化过程只是小农经济的一个短暂中断。虽然集体化阶段的遗产至今仍然继续，但传统农村社会的社会制度和关系即使在集体化过程中仍然以各种隐蔽的方式持续着，并在后集体化时期得以再生扩展。改革开放时期的市场经济拓展主要发生在城市范围中，农村改革特别是土地承包的实质可以说是回归到传统农业社会的模式。在这一大背景下，农村和农民长期以来徘徊于中国政治运行过程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