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政府需“适应”而非“统领”（2）

但是，随着城镇化过程的进程和农业商品化，传统农业社会生活在物理空间、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在发生重大改变，传统社会制度正在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城市化过程的社会学意义正在清晰地浮现出来。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传统乡村与城镇化后社区的组织形态。在传统乡村中，村民不仅在物理空间上聚居一处，而且还形成一种以传统的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有机的集体，这种集体又通过田间劳作的互助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而不断延续和强化，通过村庄间集市贸易、婚姻亲友关系形成区域性社会关系网络。换言之，农村社会不仅仅是一村一居住地的物理空间，也是一个与邻近区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空间。即使农民外出打工，会暂时脱离原有的社会网络，但一旦回到家乡，就会立即融入其中；而且他们在外出打工过程中，还会将这个社会网络带进城市，在异地继续延伸、修补和重新组合传统的社会空间。与此相比，城市化过程将导致和固化一个新的物理空间：也许一个村庄的村民整体地搬入（或就地进入）一个城市小区的各个楼房，或者一个村庄共同体的成员分散到不同的楼盘、社区。即使他们的物理空间变化不大，但是其社会空间却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没有了田间劳作互助的需要，日常生活被城市打工、上班的节奏所重新安排，新一代的社会交往和婚姻家庭也会随着新的生活、工作和社会活动范围的变化而发生质的改变。这一过程其实伴随着农民工大量流动的态势已经在悄悄发生，而城镇化过程使得它们汇集成巨大的洪流。农村征地、农民进城、社会福利等一系列新问题伴随城镇化过程将农村推向了中国政治的前沿和中心。

城市业已发生的多元化过程与日渐加速的城镇化过程汇合在一起，将对中国社会已有的传统组织和正式组织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城镇化过程的重要特点是传统中国的社会自我组织机制、解决问题的能力随其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弱化甚至消失。与此同时，有一系列问题亟须我们解答：在城市化过程中，随着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新的组织方式是怎样的，其解决问题的能力何在？城市社区中社会交往、人际关系、群体的组合和边界是如何产生和变化的？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城镇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新型社会群体、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将左右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趋势。

二、基本判断之二：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适应”而不是“统领”社会发展

我的第二个基本判断是，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的多元化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政府组织机构试图统而管之的能力。社会建设的基本状况是，政府的城市治理机制大多落后于社会的多元发展，主要表现为疲于应付各种危机和追求急功近利的短期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各地政府所面临的挑战首先不是如何“管理”社会，而是如何改变自身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不是将已经在多方位有所扩展的市民社会重新纳入传统的管理体制，而是如何改变政府管理模式，鼓励、推动新的组织形式来适应城市社会的发展趋势。我以为，这应该是政府在今后的社会建设中的基本定位。

过去三十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统领作用。今天，这一逻辑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社会建设领域，政府成为城市化过程的主体。毫无疑问，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塑造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力量当是各级属地政府及其官僚体制。目前社会建设的基本趋势是，各属地政府发展起新的组织功能，如社区管理机构、社会保障、公共医疗等机构设施，试图将社会方方面面纳入其直接行政管理网络或委托代理的管理网络之中。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城市化过程具有规模大、速度快、整体性强的特点。然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是十分不同的，具体来说，中国官僚体制的社会管理有两方面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