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金融改革为何必须结构先行

中国新一轮金融改革蓄势待发。这不仅仅是因为金融改革为深化经济改革所必须，甚至可以成为下一步经济改革的突破口，也是因为金融体制改革本身必须深化，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层面的动力。在所谓的“6月危机”（也就是“钱荒”）之后，各方面尤其感觉到了金融改革的必然性。在如何推动金融改革方面，各方面尽管持有不同的意见，但总的趋势是要推动金融的自由化，尤其是利率的自由化，也就是给予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大的自主权。不过，对金融自由化不能泛泛而谈，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从近年来的金融改革实践经验（尤其是“6月危机”的经验）来看，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改革必须先于利率自由化。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人们必须对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做一个阶段性判断。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化率是53%左右，如果发展到发达国家的总体水平，即70%左右，中国的城市化和与之关联的工业化还有巨大的空间。中国的产业以加工业为主，本国自主发展的产业仍然欠缺，仍然有待于创新和发展。再者，在人口老龄化来临的同时，因为人口的基数庞大，中国仍然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所有这些因素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中国还必须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中国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达西方那样的金融经济阶段。不过，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过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化”，过于侧重于金融经济，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因为过于强调金融创新，已经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西方各国政府也因此把重点转移到发展实体经济上。

金融业绑架实体经济

中国需要发展金融经济，但需要一个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经济。不过，从这些年的发展趋势看，金融经济实际上已经开始绑架中国的实体经济。金融经济本来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而现在实体经济服务于金融经济。需要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得不到所需要的服务，倒是这些领域的实体经济被金融经济牵着走。中国有人说，实体经济已经成为银行的“提款机”。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是对中国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关系现实的概括。很显然，如果不加以纠正，这种趋势对中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来说，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从现有的金融结构来说，中国的金融经济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银行巨大无比，垄断着各个金融领域。中小型银行不发达，其中民营银行更是屈指可数。在实体经济领域，这些年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国进民退”的问题，但至少民营经济已经变得不可或缺，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在金融领域，俨然是国有的天下，民营金融力量极其微弱。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之间的高度不均衡，导致了诸多恶果。首先是巨无霸的国有银行很难有变革。中国的金融集团非常类似于美国的华尔街，但改革可能比华尔街还困难。因为在美国，除了华尔街，还存在数量庞大的中小型和微型银行，华尔街发生危机的时候，后者就发挥很大的作用。但在中国，因为中小型银行的微弱，巨大的国有银行一旦发生危机，就没有替代的金融机构。也就是说，较之华尔街，中国的国有银行具有更大的能量来绑架政府和国民经济。这样，中国的金融改革就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局。一方面，中国需要一场可控的金融危机来促动改革。没有危机就不会有任何改革，只有足够的危机，银行系统才会去做一些有意义的改革。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但另一方面，庞大的国有银行拥有巨大的能力来转嫁危机，从危机中获得好处，把危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转嫁给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尤其是实体经济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