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停滞不前的勃列日涅夫时期（2）

其次，在加强企业经营独立性与经济刺激方面实行改革，改革计划体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靠下达大量指令性指标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使企业丧失了独立性。1965年改革时，国家给企业下达的指标，由赫鲁晓夫时期的八类二十多项减为六类九项。

长期以来，由于企业利润基本上全部上缴，基本建设投资主要靠国家财政的无偿拨款。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经济改革时，强调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与企业经营活动结果之间要挂钩，相当一部分利润应留给企业。这样，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家财政拨款外，相当一部分是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长期贷款。

应该说，对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起步阶段的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推行改革的三项原则与目标，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年-1970年），经济状况也要好于赫鲁晓夫执政后期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

俄罗斯学者菲利波夫对第八个五年计划的评价是，它是“作为斯大林时代以来最成功的一个五年计划载入苏联历史的”。“尽管犹豫不决和保守主义不允许改革者的计划得以彻底地实施”，但“新办法开始在绝大部分工业企业实行，并波及运输业和其他一些国民经济部门”，因此，“到1960年代末期，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俄]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阿尔巴托夫谈到这个时期说，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早期”，他懂得改革的必要，“他与柯西金一起进行了在农业与工业方面的某些改革，使得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至少从开始实行五年计划以来）。”（[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

但这个时期的改革并没有使传统的体制发生根本的变化，以至于后来，改革实际上停了下来。

第二阶段：经济改革停滞不前

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头几年，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社会经济情况较好。但也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其领导地位的日趋稳固，他的一些亲信逐步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勃列日涅夫从执政初期的谨慎到越来越自信并发展到自以为是，其中，不少阿谀奉承者起了作用，周围的保守力量对他影响日益增加。

依赖于旧体制获得与保持既得利益的官僚权势阶层反对改革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作为本质上持保守、怕承担责任及从来不想对传统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勃列日涅夫，对改革的态度也开始消极起来，后来实际上取消了改革。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改革”一词了，改用“完善”一词，认为苏联对原有的体制不需要改革。俄罗斯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改变是苏联向“停滞”过渡的标志。

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主要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则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一直迈不出大步。

改革停滞在工业领域突出表现为原来确定的改革三项目标均未能实现。

首先，企业自主权问题未能取得实质性解决。经过改革，企业自主权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并未得到实际解决，企业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据苏联调查，大多数经理认为，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权限太小，企业条例中规定的一些权限也经常遭到上级机关的侵犯。这一直是苏联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苏联著名学者A·阿甘别基扬发表的一次调查报告中说：“被调查的1064名大企业经理中，有80%认为，各级机关仍然像以前一样，侵犯企业权力；90%认为，企业权力太小，如面临一整排军官们指挥的士兵，当其中一个军官下达‘前进’的命令时，另一个军官却高喊‘卧倒’！……”（[苏联]《工业生产的经济与组织》1975年第5期）

从计划制度来看，尽管减少了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一些主要指标仍由国家控制。减少下达指令性指标只是量的变化，并没有使计划制度发生质的变化。改革以来，企业的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未得到解决，企业仍要面对几十个“婆婆”，各个上级机关不时地发出各种指示或某些禁令，但对企业执行种种指示所需的资金和条件却不加过问。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和主动性。

其次，经济方法在经济领导中的作用十分有限。经过18年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按老一套行政指令下达计划任务的做法。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常常被忽视，加上苏联长期存在随意给企业下达指标的做法，使得计划难以符合市场需要等客观条件。苏联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般也是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条例、法令等行政措施解决。因此，造成了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各种指示和规章数以千计，无数繁琐的规定使人难以弄清。

第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仍处于矛盾状态。从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来看，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真正解决奖金与企业的最终成果挂钩问题，在奖金方面存在很多矛盾，日益出现了平均主义的倾向，奖金慢慢成为固定的附加工资。另外，一些企业领导人经常利用职权和非法手段捞取奖金。这些都使得奖金难以起到调整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的作用。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由于行政方法领导经济仍然盛行，造成行政领导常常不顾社会与企业之间存在的矛盾，强制企业违背自己的切身利益去从事行政领导认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经济活动。其结果是，企业活动在经济上的动机消失了，更多的是行政杠杆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