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停滞不前的勃列日涅夫时期（4）

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效的经济难以改变。苏联70年代初提出集约化方针后，虽然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一直到勃列日涅夫逝世，苏联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80年的40戈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单位产品消耗量仍然要比美国大得多，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法等国同类产品高1—1.5倍。农业效率低下问题更为突出。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在1976年-1980年平均只及美国的20%-25%。

由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市场社会主义”一直在被批判，资源配置主要靠行政指令，排除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加上与美国搞军备竞赛，使得苏联在军事实力方面很快达到“鼎盛”和“顶峰”。但它导致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更加畸形。这一时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同样是以牺牲人民消费品生产为代价的。这里想起了一则关于苏联这个时期的政治幽默。一天，有个西方记者来到第一个上天的宇航员加加林的家，记者不断地敲门，但没有人出来开门，惊动了邻居。邻居出来后问那个记者：“你找谁？”记者回答说找加加林，要采访他。邻居回答说：“他上天了。”记者说：“那我采访加加林夫人也行。”邻居说：“她去商店买东西了。”记者说：“那我等她回来吧。”邻居说：“你还是等加加林吧，因为他夫人买东西要排很长时间的队，而加加林在天上飞得很快。”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11月第一次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言论》第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0页）接着，他又把发达社会主义与逐渐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关系联系了起来。此后，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连篇累牍地充斥着苏联的出版物，这些论著都在强调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性、社会的一致性和矛盾的统一性。鉴于此，苏联所需要的只是发达社会主义自我完善。

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也不认为苏联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的变革了。

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

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所通过的各项有关经济改革的决议、决定，就可以发现，在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都在强调不能影响国家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1965年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有关决议中指出：“统一的国家计划对所有企业、组织的活动，对苏联人民的集体劳动，发挥保证和指导作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4页）1977年苏共中央五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还强调：“经济管理上的集中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改革引起的权力之争使不少改革措施难以落实。经济改革首先关系到实行改革的人，因此势必会涉及各种系统各级领导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在苏联，官职、地位和权势与物质利益密切结合，因此，改革必然会导致物质利益的再分配。

在苏联中央最高领导层看来，现行的管理体制虽有不少问题，但在这种体制下，可以通过国家计委、价格委员会、供委和财政部等这样一些中央经济机关，把国家经济大权控制在自己手中。苏联害怕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会从根本上破坏以高度集中计划原则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从而影响资金聚集到国家预算，减少国家集中调配全国的物资和资金的可能性。而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可使全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都隶属于党和国家机关的指令之下，尽管这大大限制了实行民主管理的可能性，影响了地方和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却是实行集中控制经济的有效方法。

从各管理机关与企业的关系来看，自改革开始后，围绕权力问题的斗争和争论从未停止，各方经常在报刊上互相指责和质问。矛盾的焦点是，企业要求扩大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认为权力小是妨碍提高积极性和经济效率的主要障碍，而计划管理等机关则指责企业是用客观原因来掩盖自己由于经营不善而带来的损失。从执行决议来看，由于涉及权力和利益问题，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效。

政治体制的倒退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政治体制的倒退反映在很多领域，恢复并逐步加强了党政集中领导体制政治。这突出表现在：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进一步发展，特别在后期，这一情况日益严重；在恢复部门管理原则后，经济管理机构日益庞大，官僚主义日趋严重；随着勃列日涅夫领袖地位和权力基础的巩固，个人集权日益发展，党内民主日益流于形式。

个人崇拜盛行。个人集权，缺乏民主必然产生个人崇拜。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从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类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赫鲁晓夫执政时，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传统体制下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改革。但他在这一领域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发生过干部大换班，变动过于频繁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注意力集中放在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所出现的问题上，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干部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端。他以稳定政局等为由，很快就恢复了传统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免制。

在这方面的倒退，其消极作用十分明显：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难以在年富力强时进入重要的领导岗位。领导干部老化，1952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55.4岁，书记处成员为52岁，到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为54岁；而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为68岁，核心成员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还有一个严重弊端是不正之风盛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高层领导人是否退休，并不取决于年龄与是否有才能，而是取决于与苏联主要领导人的关系。

重新斯大林化。政治体制倒退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笔者借用了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因为这个提法很符合实情——“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

加强了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

随着重新斯大林化的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停滞。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论与宣传都要符合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纲领的要求。强化对文化意识的监控，其中一个重要办法是对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不断地把不按党指示的报刊主编调离，任命与党保持“一致”的新领导人。增强文化意识形态的管理机构，这期间，“秘密警察”机关作用加强了，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多了起来。

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意识形态出现停滞的原因，“最重要的是思想感念上的停滞，是勃列日涅夫一班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上，把苏联模式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无视变化了的时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