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停滞不前的勃列日涅夫时期（3）

从农业领域来讲，勃列日涅夫一上台首先进行的就是相关改革，但原来高度集中的统制农业的思想与体制并没有大的变化。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问题仍未能改变。生产资料越公越先进、生产规模越大越优越的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仍占统治地位，实行的政策是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在管理体制方面，特别在农业计划制度方面，虽然在农业改革时明确规定国家只下达主要农产品的采购量，但实际上，农庄、农场并未摆脱上级机关的琐碎监督。农庄、农场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只是一句空话。

另外，农业劳动者实际上还是无权参与生产与经营活动。尽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曾批评由于农业劳动者无管理权，农庄理事会流于形式，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但这个问题一直到勃列日涅夫1982年逝世时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阿尔巴托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体制改革所作的总体评价是：“到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在斯大林专制的艰难年代中保存下来的向前发展的潜力看来已经耗尽。苏共二十大所激发的，而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保守主义的灭火队竭力加以扑灭的那股新的热情也已逐渐泯灭。1964年上台的领导人甚至不想去使国内政策恢复活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代替。”

停滞产生的严重经济后果

改革的停滞带来社会经济的停滞。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是全面的停滞。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上开始新的科技革命的背景下，这种停滞并不只是意味着原地踏步，而是出现了倒退。停滞的结果，使苏联逐步迈向衰败。前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利加乔夫认为，这个时期的苏联，“已处在通往社会经济绝境的轨道上。”（《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8—9期）

1965年勃列日涅夫在推行新经济体制时，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是力图通过改革来扭转当时已出现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趋势。但18年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个局面。在1971—1985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一半以上，其他一些综合经济指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按照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 1966年—1970年为5.1%，1971年—1975年为3%，1976年—1980年为2.3%，而按苏联学者估计以上三个相应时期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1%、3.2%、与1.0%。（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88年）上的报告指出：80年代初苏联经济缓慢的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础上，靠一些临时性的因素达到的。这指的是靠当时国际市场上的高价出售石油，大量生产和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达到的，如排除这些因素，差不多有4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

农业问题也十分突出。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农业体制没有根本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投资大、效益低，生产稳定性差、波动幅度大，仍是苏联农业的基本特点。就粮食产量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就有10年减产。有些年份减产幅度还很大，如1975年比1974年减产5560万吨，1979年比1978年减少5790万吨。粮食连年减产，导致苏联不得靠进口来满足其国内的需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3年，苏联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粮食净进口国，这一年净进口1904万吨。后来，粮食进口上了瘾，就像吸毒者上了海洛因的瘾一样。“1981—1982年，由于购买小麦太多，震惊了世界市场，各国纷纷表示愤怒：俄罗斯简直是在吃穷人的粮食。但是，事已至此，粮价虽然贵两倍，还是得进口大量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