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弘扬延安整风精神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2）

记者：如何看待《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在整风运动中发挥的作用？

肖纯柏：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学风，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篇报告语言犀利，说理透彻，振聋发聩，是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代表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提出理论联系实际，要靠调查研究、靠向历史学习、靠掌握唯物辩证法。这篇报告在当时引起了怎样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来对待马列主义原理的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克服了曾经在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影响，使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这对统一全党思想，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联系实际的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这是全党整风的标志。这个报告指出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党风还有些不正，主要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种歪风。这篇文章提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都是只看片面、不看全面，都不符合实际。特别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对宗派主义发表了自整风以来最为全面具体的讲话，把宗派主义概括为排内性和排外性两种形式，强调整风过程中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搞宗派打击，而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顿党的作风》不仅在当时对指导延安整风的顺利进行有重大意义，而且成为以后历次党内教育活动的基本原则。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他把反对党八股看作是一次文化启蒙运动，强调只有废止洋八股，从中国实际和群众需求出发，多写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章，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次演说之后，很多单位召开了反对党八股漫谈会，一些党政机关把学习的重点放在检查本单位所写的文件、指示、会议、文章、工作方式和语言文字上，看看这些方面有没有党八股的残余。许多单位还检查领导讲话是否不看对象，接待群众时是否有打官腔的现象，领导学习和讲话是否交给秘书或他人办理。还有的单位开展短文比赛、检查发出的公文和文章是否空话连篇，等等。这些举措，有力推动了整风的深入进行，改进了党的作风。

记者：怎样理解整风宗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句话？

肖纯柏：延安整风的基本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思想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形象地概括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有着重要的历史背景。落脚陕北前，一些革命根据地在党内斗争中偏重组织处理、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既没有弄清思想，又伤害了同志、破坏了团结，削弱了力量。比如，王明对瞿秋白、何孟雄、邓中夏等重要干部就采取了残酷打击的办法，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者调离工作岗位，或者撤职查办，对党的重要干部在经济生活方面实行打击。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扣上“右派小组织分子”等政治帽子，撤职、开除党籍甚至刑讯逼供、错杀等。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也推行左的政策，大批党员被无辜打成改组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后来还发动了错误肃反，一大批优秀干部和将领被错杀。闽西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也都发生过错误肃反或肃反扩大化的情况。这些不正确的党内斗争，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使本来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雪上加霜。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鉴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斗争方式严重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凝聚力，延安整风时中央明确提出了以思想教育和自我批评为主的整风方式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

为此，毛泽东强调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善于教育和挽救干部。我们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过去对犯错误的同志只是惩罚，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弄清思想，总结经验教训，要使同志们懂得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是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我们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作宽大些。

治病救人在延安整风中的运用，一是有自由批评的浓厚空气，负责同志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二是不轻易进行组织处分，尽量团结多数人共同应对外部严峻的困难和强大的敌人。三是给犯过错误的同志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们在工作中改正错误。四是开党的重要会议和起草重要文稿、文件时，请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参加，而不是一掌推开。五是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建议党代表加强团结，也要选举犯过错误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同志。结果，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还有一些知错能改的同志安排到了党的重要岗位上。这些措施，使全党达到了洗洗澡、治治病的目的。

延安整风为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留下宝贵财富

记者：关于延安整风，您还了解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可否与读者分享？

肖纯柏：整风的历史细节，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党的先进性。比如，为了彻底总结教训，把问题谈透，西北局高干会开了88天。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了11个月，其间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修改了7次，成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典范。党内生活中，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开门整风中，提意见和批评别人时，要先作自我批评，而且批评别人只准明枪，不许暗箭。毛泽东等人在整风中就抢救运动等问题几次作自我批评。他组织的哲学小组，每周活动一次，每次总是毛泽东先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一起讨论。小组成员对毛泽东的著作毫无拘束地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虚心接受并修改自己的文稿。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也多次作自我批评。特别是陈云谈到自己过去犯错误是因为经验太少时，毛泽东提醒陈云不是经验太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要多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为此，中央组织部组织学习小组，陈云任组长，通过集体学习和研讨来提高认识。陈云领导的这个学习小组坚持了5年之久，吸引许多工作人员旁听。会议讨论时，主持人开始不做表态性发言，而是最后综合大家意见作总结。另外，为了加强团结，对王明、博古的错误，中央很长时间在全党没有点名，直到1943年12月28日中央书记处才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

延安整风中党的高级干部带头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也有很多感人的细节。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负责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沉痛检讨，不少同志是两次发言，有的甚至三次检讨自己的错误。比如张闻天同志第一个作检讨，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博古两次发言作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周恩来做了非常深入、直率的自我批评。他用半个月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二阶段开始后，周恩来作了五天的发言，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临时中央、中央苏区、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武汉工作期间的错误，他的发言是中央两次整风会议中讲得最细、检查时间最长的发言。这些细节，不但反映了共产党人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而且体现了他们的党性风骨和磊落胸怀。

记者：延安整风对后世的党内教育实践活动有什么可借鉴之处？尤其是目前全党准备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肖纯柏：延安整风本质上是一次学习革命和思想革命，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作风整顿运动。延安整风的成功之处在于，紧紧抓住党内的主要矛盾，把中高级干部作为整风重点，以高级学习组、支部生活和开门整风为载体，中央带头深入学习、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党史学习、路线讨论、调查研究和问题整改相结合，取得了很大成效，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这启示我们，开展全党范围的教育实践活动，要扎实学习、善于学习、学以致用，不能把学习当门面、当摆设。要善于判断和抓住执政条件下和新形势下的党内主要矛盾，触及灵魂，触及实质，开展思想上的革命；注重发挥党内组织生活的突出优势，发扬整风精神的优良传统，诚恳深入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组织问题上既要严肃处理，又要慎重对待，不搞一刀切。尤其是涉及重大问题和重要干部，严格按党纪原则办事、按法律程序办事。要把思想教育同问题整改相结合，对照本单位和自身的工作实际，认真查找问题，听取群众意见，以为民、务实、清廉作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实际行动振奋精神、凝聚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