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的袪魅：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2）

二、马克思主义者和部分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一）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毕生所要着力论证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而是其历史暂时性，即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揭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如果说，西方中心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为基本根据，那么，马克思的揭示则内在地包含着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因此，马克思属意的，是民族的、国别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推动全人类的解放，而西欧北美只占人类的一小部分，人类更大部分实现解放的道路不能不让他格外关心。为此，由于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主要以西欧特别是英国为范型，他十分担心别人把他的学说教条化而随意套用。他一方面毅然决然地指出，谁“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7]。另一方面，他致力于更深入地研究人类的全部历史和文明的多样性。他以年老多病之躯，50岁才自学俄语并深入研究俄国如何利用历史提供的难得机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并花费很大精力写下40万字的《人类学笔记》和140万字的《历史学笔记》拟对人类历史作更深入系统的研究。由于马克思本人和恩格斯（马克思写这些笔记时恩格斯并不知道）都没有直接说明，人们往往不解马克思为何放着《资本论》第2、3卷草稿未去整理出版，却抱病（生病曾几次使他中断《资本论》第2卷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去浏览卷帙浩繁的人类学、历史学资料。其实，这可以说是时代的要求和马克思的理论品格决定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方面，欧洲资本主义进入一个加速发展、而且能够通过经济危机进行一定程度自我调节的阶段，而期待中工人阶级利用经济危机掀起全面革命的形势却迟迟没有出现。此时俄国和东方的的人民革命却在逐步兴起，大有反过来促进欧洲的工人阶级革命之势。世界革命的整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动。显然，如果不能因应形势而把非西方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纳入研究视野，马克思主义就将落到时代后面，这是马克思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理论上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苛，认为有必要通过对西欧以外历史的深入研究来验证、充实、完善他发现的唯物史观，使之更具备普遍性。虽然马克思来不及以这些笔记为基础撰写专著，但这些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逻辑结构、思维层次和实践指导作用的整体提升是不可低估的。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思考使马克思改变了提出唯物史观时一直认为的东方各国要等待西方资本主义输入来完成“双重使命”而后实现社会革命的看法，而认为由于它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完全可能走与西欧不同的跨越式的革命道路，从而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与各个民族的特殊性相统一的理解。从消极方面看，马克思通过这些成果“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历史哲学’、‘经济决定论’、‘西方中心论’这些对唯物史观曲解的更重要的问题”[8]。况且，他获得的新视野、新观点还以各种形式（如书信）对各国革命实践起着重大指导作用。

（二）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到20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美本土乃至全球引起的各类矛盾的激化乃至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开始增长。施宾格勒于1918年写下《西方的没落》，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衰落及灭亡的过程，西方也不例外，并把一战看成现代欧洲文明正在走向衰落的表征。他“反对以西欧的历史为世界史的中心的说法，认为那只是‘托勒密式历史系统’。主张西方的历史，只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部分，其他各文化的历史也都具有各自的地位与独特的成就”[9]。以倡导全球史观闻名的斯塔夫里阿诺斯针对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指出:“就世界历史进程而言，其问题并不在于要和盘托出更大量的史实，而在于要保持一种不同的视角——一种全球的而不是地区的或民族的视角。”[10]另一位全球史观倡导者巴勒克拉夫则说：“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赛义德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更为深刻，他在影响颇大的《东方学》（或译东方主义）中指出：从本质上说，东方主义是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人以西方种族文化优越论为标准，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的类型化和符号化，形成的一套妖魔化东方的权力话语体系，是西方君临和控制东方的霸权方式，是一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五角大楼和白宫的美国顾问们使用着同一套陈词滥调、同一套侮辱性的固定观念、同一套论证霸权和暴力（毕竟，合唱队这样唱道，霸权是他们能理解的唯一语言）合法的依据……它肩负着启蒙开化、带来秩序和民主的使命，并且它是不得已才诉诸武力。更为悲哀的是，总是有一群通同一气的知识分子用平静的声调论说慈悲或无私的帝国存在的可能性，就好像人们不应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由最近的‘文明使者’所带来的毁灭、痛苦和死亡。”

三、深入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才能正确理解“合法性”

虽然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在理论上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批判，在实践上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猛烈冲击，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带来巨大历史进步的制度，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其巨大的自我调节能力，都是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或没有完全估计到的。20世纪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与工人阶级统治合法性此消彼长激烈斗争的时代。如果说，世纪初的“十月革命”和世纪中的中国革命曾让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世纪末的“苏东剧变”则让他们以手加额高唱“历史的终结”，以为即将最终证实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谁知曾几何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势崛起又使他们心劳日拙徒唤奈何。尽管当今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体均陷入1939年以来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但从总体上看，西方中心主义仍然统治着世界舞台，对它的批判仍然需要长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