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的袪魅：论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3）

（一）不断揭露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下政治合法性说教的虚伪性

与以前的统治阶级几乎不避讳政治权力的垄断性不同，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民主和政治权力的开放性。然而究其实质，他们不过是用多党制、三权分立、竞选、议会辩论、质询、倒阁等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设计来掩盖资产阶级独占政治权力的事实，其体现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性。马克思在分析英国议会的两党斗争时指出，资产阶级“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只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它轮流使政权从一只手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这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来制造政治上自由、民主、平等的假象，欺骗人民大众。列宁则揭露了金钱、资本实际上左右着资本主义政治的状况：“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会随着技术和经济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在政治上变换花样以掩盖其虚伪的本质，所以对它的揭露不可能一劳永逸，而必须与时俱进。

（二）不断揭露西方中心主义为掩盖政治合法性说教之虚伪性的理论障眼术

要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就必须掩盖其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的虚伪性。为此，又必须千方百计地为这种“合法性”寻找理论根据。而只要深入剖析就可以发现，这些似乎振振有词的所谓理论根据，都是站不住脚的，说到底只是几种理论障眼术。

一是以西方政治的特殊性冒充全球普遍性。西欧、北美作为原发性的资本主义诞生地，其建立的一整套资本主义制度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成果，也在很大程度上为全人类指明了发展的方向。资本的贪婪本性推动着资本主义列强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全世界，为此不惜采取最残酷、最野蛮的掠夺手段。但他们却美其名曰“传播文明”。正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问题是，西欧、北美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而且他们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削本国人民、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他们建立的经济、政治制度是在他们特定的内外条件下形成的，里面虽然包含某些值得肯定的价值，但作为制度体系绝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国家。但多少年来，西方资产阶级一直武断地宣称他们的制度是最好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军事侵略来强制推行于世界，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华盛顿共识”之于拉美、“颜色革命”之于原苏东国家，“阿拉伯之春”之于北非中东，都是以西方政治的特殊性冒充全球普遍性并不择手段强制推行的典型。

二是以手段代替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属于上层建筑，是既被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承担着阶级统治和公共管理两大功能，为社会创造秩序和发展条件，最终实现人类和谐幸福的社会设施。如此看来，政治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手段。从理论逻辑看，相对于建立政治秩序、实现政治稳定而言，各种军事、经济、文化措施都只是手段；相对于国家长期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人民和谐幸福而言，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又只是手段。从历史实践看，革命党在从事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政治毫无疑问都是目的，各种军事、经济、文化措施都要为夺取政权服务；而夺取政权以后，政治又成了发展经济、军事、文化的手段。这都是一种根据条件的转移而变动的辩证关系。我们党在“六四”风波之后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从十五大以来一直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就是在体认这种辩证关系基础上提出的正确方针。而不少西方学者往往偏颇地把某些政治设施（如三权分立、两院制）或政治手段（如多党竞争、首长直选）孤立起来抽象化、目的化，又以此为标准来要求、规范其他国家，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就是离经叛道甚至大逆不道，就是“不合法”，就要制裁。殊不知，这些政治设施和政治手段虽然都是重要的政治文明成果，但它们总是同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相联系，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强制推行的结果大都是苦涩的，许多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独立之后全盘引进这些政治设施和政治手段，效果大都很差，一般都是陷入长期混乱而难以自拔。

三是以形式掩盖内容。内容与形式是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是在反对封建主义过程中初步形成的，又是在巩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过程中逐步发展完善的。因此它带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它体现了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封建主义的胜利，人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得到制度、法律的肯定和保障；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制度和法律又是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首要原则，它又在实际上起着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保障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剥削的作用。而资产阶级学者一般会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前一方面的作用，对后一方面作用则避而不谈。表现在理论上，就是侈谈抽象的自由、民主、平等而不问其阶级内容；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则仍然是强调三权分立、两院制、多党竞争、票选首长这些政治形式，而回避在垄断财团控制着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资源的条件下，这些政治设施和政治手段的真正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政治伎俩时曾嘲讽道：“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