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还有财税制度改革。现在的财政体制是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是互为因果的。所以今后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考虑1994年分税制以后划定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这样才能解决改变城市化的模式,以土地为中心的模式转到以人为中心的模式上来。
安置一个农民工要10万块钱,财政需要进行部分支出,当然完全靠地方财政解决不了问题,农民工自筹一部分,社会自筹一部分,来解决农民工的安置问题。只要把家安下来,就可以创造服务需求,在住房、家政服务等方面创造新的需求,这才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而财税改革则是实行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应有之意。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张茉楠省级以下税制改革是下一步重点
中国财政结构性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有巨大作用。从1994年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的事权在下降,财权在上升。反之,地方政府的事权在上升,财权在下降。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造成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要不断地去挖新的财源,造成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
正是财政分税制改革的不彻底,或者在某些方面失衡,造成中国整体宏观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政府应该更加深化推进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我们1994年着眼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制改革,下一步要着眼于省级以下的改革,因为省级以下更多承担了事权的部分,比如教育,医疗,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应该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的分配,因为事权决定财权。要通过第三方来重新界定事权的分配。
从长远角度来讲,应该完善地方税制的体系。无论是房地产税、财产税、环境税、资源税,有更丰富的税种去满足地方政府用于公共财政支出,特别是民生支出的需要,这也是下一步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聘顾问王洛林经济增长短期无忧中长期任务艰巨
短期的经济增长并不担忧。真正需要担忧的是未来五到十年的经济增长,因为不合理的结构以及背后的体制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稳定增长,再不下决心加快改革的步伐,很多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这从今年的两个事件就可以看出。一个是今年中央抓作风问题,很多高档宾馆、餐馆的收入因此下降,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今年的消费开支。这说明公款消费和腐败性的消费,已经成为消费增长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消费需求是扭曲的。另外,从6月份的情况来说,实体经济面临很多困难,只有银行是唯一没有困难的部门,利润很高,从业者工资也很高。但银行闹钱荒,等着中央银行多拨一些钱来缓解问题。这说明我们的金融部门运转机制已经严重扭曲,以至于不得不靠央行输血维持正常运转。
上述两个事件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已经有很多扭曲的方面,要改变这种扭曲是相当费力的,会有很大阻力。如果这道坎迈过去了,将来保持平稳增长是没有问题的。(本版稿件由记者侯云龙、韦夏怡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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