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政策应有怎样的精气神 （5）

第三、对地方司法机关（法院）和地方环保部门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目前地方党委政府集行政、立法、司法于一身，无异于封建诸侯。诸侯割据，国无宁日。中国司法的黑暗和环保的无能，制造了大量的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着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执政党地位。但是，这些问题不是出自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出在中央没有对地方司法和地方环保实行垂直管理。司法和环保必须独立于地方的权力和利益。没有司法系统和环保系统的垂直管理，就没有法制和秩序可言，就不可能建立有序的、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比大部制改革更紧迫，也更重要。这一点应该向德国学习。

第四、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组织化和有序化。

在农业领域，应该通过农业财政补贴的引导，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让农民协会、农业合作社和各类互助组织代替农民个体户；同时，国家资本应该投入建设覆盖中国广大农村的种子农资供应网、粮油和主要农产品采购网、科技与培训服务网、农业保险与低息贷款服务网，等等；利用现代连锁经营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把中国农业重新引领到组织化的道路上，以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避免海外资本对中国农业的渗透和掌控、并提高农民与国内外产业资本的议价能力。

在工业和商业领域，应该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和整合企业的作用。“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商品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而是“资本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意味着国家资本和政府金融政策可以主导和调控国内资本市场，进而提高国内资本市场的法制化、组织化、有序化的程度，最终形成比国外资本市场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使国内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再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的产业升级不可以依赖海外资本市场，更不能让海外资本市场主导和调节着国内产业的发展。

国内资本市场改革的方向不是向外资开放、不是让外资主导国内的资本市场，而是让国内企业松绑、让国内投资者松绑，是把国内企业的“资本自主权”和国内投资者的“投资自主权”从中国证监会官员手中交还给企业和投资者。把证券发行、上市、企业并购重组的责任和权力下放给保荐机构、审计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证监会和交易所仅仅承当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证监会和交易所必须有效地避免上市公司资源流失海外。上市资源的流失等同于国家税赋资源的流失，等同于国内资本市场调控能力的丧失。

　第五、国有资本需要主导国民经济体系中各个行业的开拓性投入。要引领各个产业的科技创新，前瞻性地开拓国内外市场，把握产业上游重要原材料的控制权和产业下游主要商品的定价权。国有企业的主要职能并不是向国家财政提供利润。国有企业的核心职能与经济定位应该是开展前瞻性投资布局、引领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跨国资本展开竞争、控制国内外主要原材料来源、掌握国内外主要商品定价权、维护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确保中国经济金融安全与政治稳定、推动再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国家资本是主干，民营资本是枝叶，海外资本只能当做肥料养份，如果有害立即剔除。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决不可能让外资主导本国的主要产业。

第六、坚持正确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国有企业是国有资本的载体，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决定着国有资本的命运。国企改革的方向不是缩小规模、减少数量和退出竞争性领域。由于民营资本还不是海外资本的竞争对手。，因此，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将意味着让海外跨国资本抢占和统治中国经济的竞争性领域。无论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目前只有国有资本具备与海外资本展开竞争与抗衡的实力。发展“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必须坚持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并发挥其组织市场经济的作用。

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把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引进到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之中：（1）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2）所有权归于国家并以行政授权的方式授权给国资委；经营权应该以竞争的、投标的、信托的方式，授权委托给专业化的产业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必须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国有企业经营班子应该产生于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产生于组织部和国资委的会场。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要从行政性授权改变为信托化的、竞争性的、市场化的授权。只有把市场经济的竞争基因植入于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的授权改革，才能使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拥有更强的竞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