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政策应有怎样的精气神 （6）

“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体现社会主义特征的国家资本需要组织和主导市场经济，防止中国经济无序化和殖民化，而且意味着市场经济的竞争精神和法制精神必须反过来渗透到社会主义内部、体现于国有资本的管理和国有企业的授权之中。

第七、 中央政府必须牢牢掌控“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当中国完成了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之后，中国经济顶层权力的内涵也由计划经济时期的产品生产计划权、产品调配权和产品定价权转变为市场经济时期的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之间形成复杂的互动的三角关系，构成市场经济的顶层权力体系。国家之间产业竞争、货币战争乃至军事斗争都是围绕着“经济顶层权力”的较量和争夺而展开。在美元热钱主导着中国的基础货币发行、美国政府主导着人民币汇率的运动方向、华尔街金融集团主导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资本市场走势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停止一切“国际金融大跃进”的冒险。“国际金融大跃进”是指：在中国尚未完成真正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下，为了迎合国际金融与政治集团的战略利益，为了政府部门的政绩，以中国央行和外管局为首的金融管理部门所开展的金融豪赌。“国际金融大跃进”的内容包括不合事宜地企图设立A股国际版、发展股票期货和国债期货等做空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等。结合经济现实可以发现，在美国政府和国内专家的推动之下出台的人民币汇率改革，仅此一项就导致热钱失控、宏观调控失效、本币外升而内贬，这几乎摧毁了整个外向型产业部门。如果进一步推出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国债期货做空平台等自毁金融长城的“国际金融大跃进”举措，中国经济必将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以全球化、国际化和改革开放名义推动的“国际金融大跃进”，其本质是推动中国金融企业与跨国金融巨头联盟之间、中国央行与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央行联盟之间、中国政府与美国为首政治经济军事盟国之间展开全面较量和竞争。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地位不对等的决斗。谁在怂恿这场决斗？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究竟是为了超越美国还是为了毁灭中国？中国必须对国内外一切鼓噪中国参与这场不对等决斗的舆论造势和政策建议保持警惕。

中国应该停止一切国际金融大跃进的举措，提高国际热钱进出中国的门槛，一方面严控热钱进入中国，另一方面严防热钱带着利润财富逃走，并通过经济金融政策的组合拳，逐步夺回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应该服务于中国的再工业化目标和现代化目标，应该服务于“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而不是服务于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华尔街。在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上，水深莫测，巨鲨横行，中国应该向俄罗斯学习：谨慎些，再谨慎些。这才是大国成熟的表现。

第八、中国央行必须承当起稳定资产价格和稳定汇率的职责，这也是各国央行的核心职责。因此，中国央行也必须抓紧行动起来，推出“定向宽松政策”：通过合适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向农业、流通业、生态环保业、新型制造业、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和国防科工企业实行“定向宽松货币政策”。既然美联储可以直接购买债券、压低利率、支持金融投机资本；那么，中国央行也可以借助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购买股票、参与定向增发、推高股票指数、支持产业资本和产业转型。参与全球货币与财富博弈，只要目标明确，即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在中国央行推出“定向宽松货币政策”的前提下，证监会应该给予积极的监管配合和制度创新，应该对农业、流通业、生态环保、新型制造业、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和国防科工企业的发行上市、再融资、重组并购实行市场化的备案制，把这类企业的“资本自主权”归还给市场和企业。

实行市场化的备案制，降低股票融资和上市的门槛，提高资本市场的融资上市和并购重组的效率，并与央行的“定向宽松政策”相配合，才能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竞争力，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产业升级。

第九、在推出定向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向基金和个人投资者开征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是分配领域的重要税种，是调节社会财富、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应该逐步降低生产领域的税赋比重，同时提高分配领域的税赋比重。开征资本利得税符合中国税赋结构的变化趋势。在海外热钱不断进入资本市场的情况下，开征资本利得税有利于均衡税赋、避免财富流失。股市的低点或发动行情的起点也是推出资本利得税的最佳时点。

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人民银行与证监会的配合，需要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配合，其中，央行政策更具有主导性作用，也承担着主要的责任。在现阶段央行推出“定向宽松政策”可以一箭三雕，既可以增加定向货币投放、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增加企业资本金和信贷能力，推动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又可以有效抑制人民币过渡升值的趋势，避免出口企业进一步陷入困境，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同时，由“定向宽松政策”所增发的货币拥有对应的股权资产价值，不会稀释全社会货币购买力，不仅不会产生通胀压力，相反，还会通过增加社会生产能力和产品供给而抑制通胀。总之，“决定货币效应的因素并非货币的数量，而是投放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