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新起点 没有终点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是理论联系实际，而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恩格斯曾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近日，本报记者就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等问题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邢贲思教授。

俄国革命给中国指出了一条新道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丰硕的果实，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请您谈一谈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

邢贲思：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原来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侵入使得民族矛盾尖锐化，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当时，国内的社会矛盾很严重，中国人民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一些先进分子就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并先后采取了三种社会运动的形式：第一种就是旧式农民革命，主要是太平天国起义；第二种就是改良主义，从洋务运动一直到戊戌变法；第三种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革命。但这三种社会运动都没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这三种社会运动形式虽然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所以中国人民必须另辟蹊径，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正好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十月革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邢贲思：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很深的，正在中国的有识之士处在彷徨、寻找道路的时期，十月革命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新路。当时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非常兴奋，有些人很快就发表了文章，譬如李大钊在1918年就发表了一篇《法俄革命比较观》，把法国大革命跟俄国十月革命做了比较，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国大革命的地方。其他的一些先进人士也写了些文章，特别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像李达、李汉俊、杨匏安等。那段时间中国的主要报刊刊发了两百多篇相关文章，其中大部分是翻译马恩和列宁的一些著作，也有一些是带有评论和研究性质的文章。有识之士开始把眼光从西方转到俄国，认为俄国革命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新路。但是因为社会性质不一样，在中国不能完全照搬俄国革命，所以这个时候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探索一条怎样能既借鉴俄国的革命经验，又有我们自己特点的革命道路。真正系统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