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民族复兴的三种路向与诉求

新儒学代表人物、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于1932年5月在北平创办了《再生》杂志，明确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其“创办启事”称：该刊定名为“再生（TheNationalRenaissanci）”，“一方面根据历史之教训，他方面博征世界之通例，提出另一新方案，以为惟循此途可致中华民族于复生”。围绕“民族复兴”这一主题，他发表了《民族复兴运动》、《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等文，并于1935年出版了《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

“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的以“民族复兴”为宗旨的刊物，还有同年9月创办于上海的《复兴月刊》等。《东方杂志》31卷第18号开辟了“民族复兴专栏”。此后，“民族复兴”一说广为流行。

文化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一样，都注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寻求实现民族复兴之路。但两大流派文化取向不同，自由主义把抨击传统、“再造文明”，视为谋求民族复兴的途径，而保守主义把民族复兴归结为民族文化的复兴，致力于文化传统的守护与民族精神的弘扬。

早在清末，国粹派就提出了“古学复兴”的口号，既以其作为欧洲“文艺复兴”的译法，同时又借以表达对中国文明再现辉煌的期盼。邓实1905年发表的《古学复兴论》提出“15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20世纪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梁漱溟作为新儒学的开启者登场，他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阐述了“中国文化复兴”命题，指出：在中西印三大系文化中，西方化已过时，印度化还早，“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即“中国化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539页）。

20世纪30—4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纷纷宣传“民族复兴”，但仍聚焦于民族文化的复兴。贺麟指出，“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钱穆基于“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历史略有所知”（《国史大纲·引论》）的认知，撰写了《国史大纲》等著作。

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都有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但缺乏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可行路径与社会力量，忽视政治救亡的前提与经济变革的主题，而完全指望“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自身又“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其结局是美梦难以成真，幻想一再破灭。

3、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包括了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文化上的激进变革主张。有别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注重从思想文化入手寻求复兴之路，革命者强调正是列强侵略与封建统治导致国家山河破碎、民族日益衰颓，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以寻求国家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寻求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