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洪敏：构建以民生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2）

二、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症结

忽视民生是当前社会管理不完善的症结所在。社会发展不能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积累、资源和环境破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为代价。我国在社会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以下症结：

(1)法制不完善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还没有形成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管理的随意性较大，主观性较强。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和不规范，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及增长率、恩格尔系数、人均居住面积、居民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享有度、居民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社会保障覆盖面、弱势群体救助范围以及环境保护等关系民生的问题有很多仍然缺乏法律保障。在现行制度下，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多是对上负责，因为上级领导决定其升迁、荣辱，公众对政府部门、对官员很难行使选择权。在这种情形下，社会管理者就不会真正在意民生，也无法形成以社会管理改进其民生绩效的压力，公众更不会有参与的热情。这是当前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的最大障碍。

(2)民主不健全

提高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中的地位，核心是民主制度建设。应突出社会管理的主体性，即内容的主体性和参与的主体性。社会管理的主体性在于，民生在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应占有重要位置，也就是说，社会管理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政府，是服务而不是行政命令，是民生而不是单纯的GDP。目前我国社会管理存在主体缺位的问题，在社会管理中往往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重视GDP指标，忽视人均收入，只见数字不见人。一方面设置了过多的经济发展指标，比如GDP增长率、地方财政增长率、经济效益等。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方面的内容比缺失，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公众满意度等缺乏关注，结果造成地方社会发展的种种问题，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在评价主体中，只重视自我评价或同体评价，忽视社会评价和公众评价。因此，应加大社会评价的比重，社会评价具有较强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评价，避免主体缺位。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建构的主要问题。

(3)信息不对称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首要前提，是信息准确真实。现实中，信用缺失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屡禁不止，表面文章、短期行为、数字游戏等似乎已成为有些地方政府做“政绩”的通用手段。用于评估的数据是由各级政府层层上报的，事实上造成了自己汇报自己成绩的状况，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夸大其词的现象，导致了社会管理的数据缺乏真实性，所含水分过大。信息一旦失真，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必然大打折扣。确保社会管理信息的可信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者说，靠技术是不能彻底解决的。它实质上是一个综合性体制问题的反映。社会管理模式建构需要信息资源共享，特别是公众必须能广泛、及时获取公共部门的信息，但在现实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公众往往不了解社会管理部门的行为宗旨和意图，不了解社会组织的工作业绩，也不了解公众的意愿和需要，缺少信息沟通和对话机制。这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的重要因素。

(4)价值取向不确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价值取向是管理者对其行为终极目的的基本价值判断、价值确认和利益选择。价值取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建构和评价都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当前，许多地方的社会管理仍存在价值取向不确定的因素，仍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本位”模式，这种模式存在泛经济化倾向，更多的关注产值、利税等，而较少涉及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如实际收入、教育水平、就业状况、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等。这种管理模式只注重过程取向的控制，即上级对下级的控制，着眼于政绩而不是民生。由于只注重数量和规模，忽视质量和效率，只注重眼前利益，忽视可持续发展，进而导致形式主义盛行，或者只注重成绩和经验，忽视问题和不足。忽视民生这种价值取向，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直接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和社会效益的提高。自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社会管理的价值一般主要在于公民至上价值和公共责任价值。强调的是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由、进步。国内学者根据上述理论，也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以民生为本的社会管理价值取向。GDP作为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总量的货币价值，体现着当地经济发展的成果。然而，GDP的增加并不完全意味着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但是，不少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必然片面追求GDP的增长速度，甚至认为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最大的民生。这种过于偏重经济指标而忽视民生的价值取向，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建构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