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如何正确理解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内学术界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常将拉美作为反面教材。有人认为:“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13)还有人认为,拉美国家“在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14)
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或“典型”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其经济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诚然,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所谓“停滞不前”的持续时间不足十年。在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以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而且大多数年份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有些年份甚至接近6%。
第二,经济增长缓慢、贫困化现象加剧、“三农”问题成堆、城市化速度过快、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凝聚力弱化、腐败司空见惯、毒品泛滥成灾以及社会治安每况愈下等等问题,不仅仅是拉美国家的“专利”,而且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也部分存在。
第三,在讨论“拉美病”、“拉美化”、“拉美陷阱”和“拉美现象”时,拉美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被当作典型的“症状”,在讨论“1000美元门槛”时,这些问题被说成是拉美未能逾越这一“门槛”的论据;(15)讨论拉美现代化道路或拉美的发展时,这些问题被视为其“失败”的反面教材;在讨论拉美经济改革的成效时,这些问题被定性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后果;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这些问题又被奉为有力证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以下两个事实:一是拉美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将大量工厂从墨西哥等国转移到中国或亚洲的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二是大多数拉美国家难以减轻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胡安·帕布鲁·佩雷斯·阿方索在1970年说过,“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会看到,石油带给我们的将是毁灭。”(16)
由此可见,如果非要说拉美已跌入这个陷阱,那么我们应该指出,这个陷阱是指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导致造成的不良后果,不是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遇到的无所不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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