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改革同样是民族地区的发展红利（2）

改革红利具有普遍性，民族地区要抓住这样一个机遇加快发展，但要避免政府增长主义倾向

记者：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但对地处边远且经济社会发展仍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来说，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和难点所在。那么，改革红利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意味着什么？

迟福林：的确，我国是一个大国，发展还很不平衡。就全国来说，我国正进入以消费拉动为特点的发展阶段，可是对民族地区来说，还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尤其是欠发达甚至是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需要采取更大的力度促进发展。改革红利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内需红利还是城镇化红利，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来说同样存在，关键要抓住全国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这样一个重要机遇期。

当前，国家应继续对民族地区做好几件事。第一，进一步加大投资，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对加快发展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作用；第二，加大对民族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尤其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这几年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投入比其他地区要多一些，现在还应继续加大力度；第三，推进民族地区尤其是边远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民族地区毫无疑问也应该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全国扩大内需、加快城镇化发展会对民族地区形成积极的影响，使其逐步有能力形成自我发展的一些基础；第四，从中长期来看，更重要的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民族地区的教育水准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素质技能。

记者：由于历史及自然等原因，民族地区发展速度一直较慢，但自2007年以来，在国家多项政策的带动下。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西部GDP增长速度已经连续5年超过东部地区，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我注意到您对“增长主义”持批判性的态度，那么，您如何看待民族地区当前的这样一种发展速度？这样的发展态势会持续多久？

迟福林：我先要说明，我不反对发展，反对的是政府增长主义倾向。要发展，毫无疑问增长是发展的基础，问题是不能把增长作为单一的追求目标，不能把增长和发展画等号。比如，破坏资源、造成严重污染的增长，绝不是一种好的发展。所以，在增长的前提下，更需要公平可持续的发展。

我认为，从总体上说，近几年许多地区走的是一条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加大投资和项目开发为主要特点的阶段性增长。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往往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途径、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在带来投资增长过快、投资—消费失衡、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问题的同时，还造成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的缺位。这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民族地区同样存在，但这也是民族地区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问题在于，民族地区应当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探索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走出一条制度性、长期性开发的新路，避免以增长取代发展，以短期取代长期，以经济取代社会，以政府取代市场。

由于民族地区原来经济总量较小，当前呈现出加快发展的局面，一些民族省区GDP增长速度走在全国的前列，我想这样一种态势还会保持几年时间。同时，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也正是全国走向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应该进一步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政府的转型与改革不到位，很多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问题就很难到位

记者：您认为，当前应以政府改革为切入点实现全面改革的突破。那么，从中央到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各级政府应该如何实现自身转型？

迟福林：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到了现在这一步，政府的转型与改革不到位，很多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问题就很难到位。比如说垄断行业和政府相关联。如果政府的改革不到位，那垄断行业的改革就很难破题。这几年的情况也证明这一点。所以，应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把政府职能转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一是向市场放权，推进政府经济管理方式由管微观、管审批、管短期向管宏观、管监管、管中长期转变，在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进一步减少和规范经济领域的行政审批，打破行政垄断，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

二是向社会放权，加快建立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沟通。我认为下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那就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和核心是政府管理的创新。面对社会利益主体与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总体趋势，尤其是进入微博时代，以行政管控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还容易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政府向社会充分放权，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反映利益诉求、协调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作用，为“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不竭的社会动力源。首先，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其次，加快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走出一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的新路子；再就是赋予社区更大的自治权，将社区打造为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平台。同时，需要加快建立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沟通，使利益表达与诉求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公共产品。

三是向地方放权，逐步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化、法定化、可问责。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继续以经济总量为导向，还是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如果继续以GDP总量为导向，那么现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很难调整；如果以公共服务为导向，加大中央对地方一般性的转移支付力度，那么就会把地方政府更多的引导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样就必须要改变现在的财政税收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