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改革同样是民族地区的发展红利（3）

记者：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市场经济发育相对滞后，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老百姓的市场意识不强等问题还较突出，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迟福林：我前些年就说过，西部大开发的关键就是加快市场化改革。近年来，民族地区在改革开发方面取得很大成效，但同全国尤其是同东部相比，其市场化改革尚有明显差距。比如，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还比较低、市场化指数排名还比较靠后、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比较低等。

民族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特色产业的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实际进程，这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比如，相当多的审批权仍掌握在政府手里。拿资源价格改革来说，未来主要应该发挥市场在资源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通过审批来形成价格机制。此外，作为民族地区开发主体的企业，特别是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国家要加大扶持的力度。应弘扬企业家精神，形成鼓励企业家生长的制度。实现企业家制度的创新，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关键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记者：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转型与改革的一个重点。但对于民族地区的各族老百姓来说，许多人并不是不愿意消费，而是收入低，消费水平不够。您对此如何评价？

迟福林：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扩大内需、拉动消费，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的战略选择。

一方面，当前我国有7亿多农村人口的潜在大市场，城市化正处在一个快速起步的阶段，中低收入群体占的比例还相当大，国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还比较低，因此我国有潜在的消费大市场。如何能够把13亿人口潜在的大市场，转变为现实的大市场，既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也是转变发展方式所要追求的目标，即如何从一个投资大国转变为一个消费大国，这是总体的大目标。

另一方面，由于当前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社会福利没有一个可靠的保障，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不会得到释放，要建设消费大国、形成消费主导是缺少基础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国民收入导向的发展，即在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应由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现在的关键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我在今年“两会”上提的一个重要的提案就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个倍增计划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占总人口23％的基础上，到2020年努力达到40％以上，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

记者：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收入的倍增？对民族地区来说是否应当采取一些特别的举措？

迟福林：从总体上来说，到2020年实现收入的倍增，虽然有难度，但我认为问题不大。对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来说，这个问题则更突出一些。

从全国来说，一是过去这些年，我国GDP和公共财政的快速增长，有条件使城乡居民收入和GDP保持同步；二是现在初次分配当中要适当提高比例；三是政府要适当干预，确立每个地区发展水平下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最低工资标准；四是再分配，就是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五是结构性调整，即税制、个税的调整。比如服务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大学生就业，就可能使得这个领域里产生更多的中等收入者；再比如中小企业也是产生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如何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空间很大。

同时，还应进行一些制度性的变革。比如，对于收入低且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来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是有难度的。关键在哪里？在农村土地，就是能不能使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来源，这就涉及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我呼吁国家尽快把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作为物权，农民作为自己土地的真正的主体，受《物权法》保护，这样就给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奠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制度保障。

对于民族地区来说，离不开发展、就业、国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同时还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提供更多的条件。比如，我在前些年就说过，发展民族地区特色农业，根本问题和主要矛盾就是要解决农民对土地的实际占有关系，并建议民族地区率先示范，把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变为物权。这样，特色农业的发展才有制度化的基础，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