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改革同样是民族地区的发展红利（4）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要抓住重要机遇期进行制度创新

记者：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城镇化建设，城镇化也成为当前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认为城镇化是我国转型发展的一个突破口，也有人认为应顺其自然发展。那么，您如何理解当前的城镇化战略？

迟福林：首先，我认为城镇化的本质就是人口城镇化，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聚的一个过程。人口城镇化必然带来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非农产业由农村向城镇转移，比如教育、医疗，城镇的各类服务体系会整合；二是部分农村地域变成了城镇；三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化的规模和质量会提高。

其次，为什么要推进城镇化？我概括为“需求、作用、潜力”三方面。

从需求来看，一是我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而我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国际上，当城镇化率处于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3％，正处于加速发展的区间，而且51.3％的数据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包括了两亿的农民工群体。如果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二是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的自身发展需求上来了。同时，两亿多农民进入城市，需要在城市住得下、留得住、生活得好，真正成为城市的居民；三是要实现中国梦、实现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城乡一体化，就是要以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

从作用来看，一是城镇化对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是一个最大的载体。因为只有人口城镇化到了一定阶段，整个城市相关结构，比如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才能够形成，由此使得中国经济实现转型；二是城市当中有更好的教育、医疗服务等，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条件来看，我国城镇化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因此未来10年至20年，城镇化还有10％～20％的提升空间。

记者：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推进城镇化还面临一些难题，比如户籍制度以及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及生活保障等问题。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城乡差别也很大。您认为该如何更好地推进城镇化？对民族地区有何建议？

迟福林：的确，把握好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的重要机遇期，关键还在于城镇化的制度创新。从总体上看，这不是财力问题，关键在于决心。从当前看，“十二五”时期初步解决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的时机已成熟、条件已具备，有望近一两年在发达地区率先取得突破。

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是方向。一方面要尽快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尤其是在农村土地得不到物权保障、不能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不能硬性要求农民工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应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

还应看到，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行政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推动作用都十分重要。对于以往行政主导城镇化的矛盾问题，应在有效发挥行政力量的同时，走经济主导的城镇化发展之路。

我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程度、城乡差别、文化习俗等不尽相同，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比如，我这次带来《把海南作为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省》的提案。与全国其他省区相比，海南城镇化既有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例如地区间、城乡间的行政体制的束缚和行政区划壁垒；又有其特殊性，例如农垦体制、生态保护、陆海统筹等问题；作为岛屿省份，海南人口少、面积小，易于把全省作为“一个大城市”科学规划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改革也能够较快在面上推开；海南行政上的省直管县体制也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提供了体制保障。综合各方面因素看，海南有条件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的试点，可为全国新型城镇化改革发展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又需要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

记者：3月10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一轮机构改革方案，您如何评价此次大部制改革？据了解，您在今年年初参加了中央领导同志组织的专家、企业家座谈会。那么，您认为该如何推进机构改革的进程？

迟福林：大部制改革是政府行政或机构改革的一个抓手。它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一种形式，就是强化政府决策的主体地位，能够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这是伴随行政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此次机构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放权，即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

我认为，这些年尽管某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尚不到位，但改革在多方面有重要进展。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的氛围和趋势正在形成，各方面对下一步的改革攻坚寄予很大希望。改革一方面需要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形成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另一方面面临调整利益关系的复杂问题，有些改革需要再实践再探索，鼓励一些地方先试先行，把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