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现代三大思潮的共同梦想

近代以来，不同世代、不同流派的思想精英都在期盼中华民族尽早从苦难的深渊中走出，重新崛起于世界舞台。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代表着在民族劫难中抗争民族厄运、挺直民族脊梁、实现民族复兴的三种路向与诉求。“三大思潮”展示了别具特色的思想个性但又有着某些“共同观念”，其中，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的向往，成为各思想流派的“最大公约数”与最基本共识。

1、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既主张个体自由，主张每个个体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又强调每个民族成员对国家富强、民族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严复、梁启超等人引介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手段。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原强》一文中指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在他看来，自由是西方国家实现富强的本源，也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利器。他预言，如果实施斯密《原富》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20世纪后中国将与美国并驾于国际舞台，“将地大气厚者，为文明富庶之所钟焉。然则雄宇内者，非震旦，即美利坚也”（《严复集》第894页）。

梁启超作为移植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先驱，率先使用了“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等体现整体主义取向的称谓。他在1902年首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后在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提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奠定了重要基础，首提“中华民族”一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就曾使用了“古学复兴”“复兴时代”等词。他在1900年发表了《少年中国说》一文，痛陈“老大帝国”的衰落，展望“少年中国”的重振，坚信中华民族是拥有未来的民族，“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他把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寄托在少年身上，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梁启超选集》第127页）。《新民丛报》1903年刊出的《大同日报缘起》一文，还出现了“复兴中国”“振兴民族”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