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开展调查的种重要方法：交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朋友（2）

陈云喜欢与基层干部交知心朋友，听取他们对现行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基层干部是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对政策设计得合理不合理、执行得顺利不顺利具有实践层面的发言权。对于决策者而言，基层干部反馈上来的意见对修订完善一项政策或作出新的决定部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陈云在基层干部中有许多知心朋友，包括上海青浦县小蒸乡的乡干部吴福林、村干部张富清等。自1953年冬建立联系后，吴福林、张富清长期坚持给陈云写信，及时汇报当地的经济生活情况。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二人写信向陈云反映说：下面有人虚报产量，所有的粮食都扣掉还不够上交的；实行先购后留，粮食购掉后就没有了，任务是完成了，但老百姓没得吃了。陈云对此问题很重视，于1955年到青浦实地调查统购统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当1961年粮食紧张的时候，二人又给陈云写信反映问题：一是瞎指挥问题，一会主张插秧二二见方，一会是三三见方；二是群众种菜的杂边地都收掉，吃菜都成问题；三是养猪问题，中央的政策是公私并举以私为主，而上海却不能私养，猪都很瘦，市场上见不到猪肉。 （参见《走近陈云——口述历史馆藏资料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46页。）同年六七月间，陈云先后到青浦小蒸乡及浙江、江苏等地调查，并于8月致信邓小平，谈了青浦县农村调查的基本情况，同时附上《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三个专题报告。这三个报告就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看法和意见，对中央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产生了积极影响。

陈云乐于与农民群众交知心朋友，倾听他们对于政策的感受和呼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充分考虑群众的感受，反映群众的呼声，让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因此领导干部就要与群众交朋友，让群众说出心里话。陈云就有许多农民朋友，请他们做自己研究农村发展变化的联系人，如青浦县农民曹象波、曹兴达等。1952年10月，陈云请曹象波、曹兴达来北京谈农村土改后农民得到什么好处，又有哪些坏处。两位农民据实回答说，满意的有五条：一是每人分了两亩四分地，过好年了（无人催租、逼债、也无人外流）；二是物价平稳，人民币值钱；三是修理了排灌机器，年成好时，每人可收1200斤稻谷和蚕豆；四是化肥多了一点；五是受干部的气比国民党的少多了，不打耳光了。不满意的有三条：一是从外地来的干部，说话听不懂；二是镇上商店关得多，买东西不方便；三是有人造谣说共产党站不长，搞得人心不安。（参见《陈云年谱》中卷，第150页。）这次谈话为陈云深入了解土改前后农业生产现状、科学编制“一五”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1955年1月，陈云来到青浦县调查统购统销工作，又一次约见曹象波、曹兴达，并与当地农民、商人、干部等座谈。谈话中，陈云了解到了统购统销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干部购了“过头粮”（即超计划收购的粮食），农民留粮过少、口粮短缺等。（参见《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26页。）经过广泛深入地调查，陈云提出了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建议，为中央找到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具体办法。

陈云曾经指出：“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陈云文选》第3卷，第46页。）调查研究很重要，真正做好调查研究却比较难，难就难在真正了解清楚实际情况。因为受调查者有着种种顾虑，不愿说真话、不敢吐实情。受调查者心存顾虑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要善于打开他们的心结，让他们主动说出掏心窝的话。陈云的实践表明，在各行各业广交知心朋友，可以“真、快、广”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失为破解调查研究难题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