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经济转型背后的哲思

“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能不能持续的最大危险，在于……”竹立家又一次语出惊人，不免让人浮想联翩。难道中国经济会像火山将要爆发、列车将要脱轨一样，岌岌可危？

竹立家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也是中国著名公共行政学家。他的敢说，是出了名的。早在2006年，他在《学习时报》上发表《政府管理改革的几个切入点》，针对政府公务开支提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搅动了一池春水：他说公车数量400万，有关部门说180万；他说公车消费4085亿元，有关部门说1000亿元；他说公款伙食费2000亿元，有关部门说172亿元；他说干部公费出国费用3000亿元（1999年），有关部门说29亿元；他说三项支出总额约9000亿元，有关部门说约1201亿元。

这些数据到底孰真孰假？时过境迁，早已没有人再去深究了。不过后来，竹立家公开指出，育民德必先修官德，而“三公”公开虽仍未能尽如人意，但也取得了进步。

竹立家探索前行在公共行政管理前沿，很少有人视他为经济学家，但这并不妨碍这位改革的守夜者以独特的哲学眼光和思维，审视经济发展与改革。他说，经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人们主观意识活动紧密相连，所以需要哲学的指导。

哲学专业出身的竹立家坦言，近些年哲学有些失落了，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经济思维”而不是“哲学思维”。但对“民富国强”或“国富民强”等一些命题的深度思考，必须深入哲学层面，即从“人类文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高度进行思考。

或许，他是对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经济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代，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迫切需要有分量的哲思。

《新经济导刊》：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在速度与规模上实现了高增长，但在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背后，“崩溃论”和“奇迹论”像DNA的双螺旋结构盘旋交锋，不绝于耳。您如何看待当前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现象的热议？

竹立家：实事求是地讲，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现代叙事”确实很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当然，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还是GDP的增速和总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GDP总量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三十年间增长了20多倍，年均增速近10%，这在世界发展史上的确很少见。我们现在的GDP总量是世界第二，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事，说明我们的国力确实增强了。

但仅就国际关系而言，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中国作为大国的迅速复兴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组，中国势必走到世界的前台，成为这个世界的“主角”之一。

如今，各种资料已经显示，利用军事资源、话语资源、地缘资源、经济资源等“围堵中国”的“大戏”已经开场。这说明，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对外关系面临重新“定位”和政策创新任务。能不能为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取决于我们高超的智慧和良好的决策。

《新经济导刊》：从国内情况来看，考虑到人均GDP相对较低、收入分配不公等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规模跻身世界第二的背后，无疑蕴含着纷繁复杂的改革和利益诉求。

竹立家：没错。从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快速增长期，劳动者薪酬占GDP比重从53%下降到40%左右；居民收入所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5%下降到2009年的42%左右。另外，全国大约有一半的职工近些年的工资没有增长或负增长，在经济成倍增长的情况下，这样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数字说明，第一次分配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使我们的“扩大消费”基本变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大多数“老百姓”手里确实没有钱。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企业管理层薪资水平是普通职工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

如果考虑第二次分配情况，现状也不容乐观。从2003年到2009年间，国家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投入一直维持在28%左右，甚至2009年较2008年还下降了0.89%。这就是说，看起来每年的绝对数在增长，但相对数没有增长甚至下降，因为财政收入增长更快，政府自身消费增长更快。当前，中国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收入的大约11%左右，占GDP的2.4%左右；而发达国家则占财政收入的50%以上，GDP的10%以上。由此可见，中国的二次分配不公现象也比较严重，“社会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新经济导刊》：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改革已经步入了“深水区”？

竹立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改革滞后的现象也逐步显现，利益分化加剧，社会诚信度下降，社会不公正现象增加。可以说，改革的“议题”也由“如何做大蛋糕”变为“如何分好蛋糕”。换句话说，是由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普遍贫穷”问题，变为目前的实现“社会公正”问题，将以“利益格局调整”为核心的改革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利益分配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正在成为关键的“改革议题”，成为能不能成就中国道路的关键制度安排。改革确实已到“深水区”。